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助推器,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往往决定了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一方面提高了社会经济运行的有效性,助推了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高效的资源配置也带来了财富分配上的“马太效应”,最为直观地表现就是财富越集中、经济越发达的地方,金融资源越多甚至过剩;相反,老少边穷地区面临着金融服务短缺不足的情况,缺乏金融杠杆的撬动,脱贫致富常年无望。
为了减少贫穷,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Group to Assist the Poor)曾在2005年世界小额信贷年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让每一个有金融需求的人都能够及时地方便地有尊严地以适当的价格获得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放眼全球,普惠金融的重点目标受众是低收入人群;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的人民就是这类“长尾群体”。普惠金融服务的内涵不仅仅包括提供信贷支持,还包括支付结算、存取款等基础的银行金融服务,也包括保险、担保等其他金融服务。
但不论哪类金融机构来做,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机构必须是商业可持续,通俗讲,就是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和产品的价格要覆盖成本和风险。正如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所言,只有自己能生存下去才能为他人提供持续的金融服务。故而,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基本原则也成为了共识。
不过,为低收入群体提供金融服务,价格如果太高并不利于普惠的推广。既要做到能以低收入群体可接受的价格获得金融服务,又要兼顾机构本身的商业可持续,因此,普惠金融在实践的过程中,包括政府和金融机构在内的参与主体,重点应解决的难点就是如何降低成本。
实际上,政府已在降成本方面带头做了不少举措,如地方政府使用财政资金设立风险补偿金或财政贴息,央行为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来源、“三会”适当放宽相应的监管要求激励机构投身普惠金融等。
然而,政府所能动用的资金保障和政策激励毕竟是有限的,金融机构要降低成本做普惠金融服务,最关键的方式还是要大力发展数字金融,利用金融科技的力量,赋能“长尾群体”对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特别是随着移动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惠,移动支付的普及度越来越广,商业银行不仅可以通过用户的支付交易数据,对客户的行为风险做一定的评估,并以此作为授信审核的参考;还可以极大地减少金融机具和物理网点的布局和铺设,拉低综合成本的支出。
尽管当前仍有声音不看好中国农村普惠金融的推广,认为政府主导太多,金融机构“赔钱赚吆喝”,但记者从近期对一些地区的调研走访看,普惠金融在农村的推广给农民带来了切切实实的便利和生活的改善:一个住在山区里的农户以前要开一个多小时的盘山公路车程到县城转账、确认收款,现在只要在家里用手机银行一键完成;一个原本进城务工的贫困户返乡后,申请了8万扶贫产业贷款,盖起了4个温室大棚种植有机西红柿,一年就实现脱贫并还清贷款。
消除贫困、减少贫富差距是场持久战,特别是精准扶贫要防止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脱贫后返贫的情况。也因此,普惠金融的探索仍然路漫漫,刚起步就否定、不看好它是一种短视的思维。相信只要政府的引导适度得当,特别是财政资金的使用规范有效;以及金融机构切实转变观念,并实质性调整内部对普惠金融业务的考核激励机制,普惠金融未来的发展前景一定是光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