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上海金融法院共受理各类金融案件7310件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成收案量第一案由

    本报记者 吴晓璐

    4月2日，上海金融法院发布《上海金融法院审判工作情况通报（2024年）》（下称“情况通报”）和2024年度上海金融法院十大典型案例。

    2024年上海金融法院共受理各类金融案件7310件，全年收案总标的额为2157.26亿元。案件类型多样但相对集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超过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成为收案量第一的案由。同时，2024年上海金融法院共受理涉外、涉港澳台案件196件，同比增长136.14%，当事人涉及10余个国家和地区，反映出上海逐渐成为解决国际金融纠纷的优选地。

    上海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顾全表示，2025年，上海金融法院将继续锚定“专业化、国际化、数字化”世界一流金融法院建设目标，立足金融审判职能，持续发挥全国首家金融专门法院先行示范作用，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为金融强国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金融司法支撑。

    银行业案件数量占比较大

    情况通报从案件数量、案件类型和行业分布三方面归纳了上海金融法院2024年案件基本情况，并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执行案件、破产案件、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六个方面，分析金融案件中反映出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

    2024年，上海金融法院受理的案件中，银行业案件数量占比较大，共计1837件，占比40.69%。纠纷反映出房地产行业融资纠纷集中、公司对外担保有效性争议多发、自然人贷款业务纠纷突出等问题。上海金融法院在一起案件中认定格式合同中“上浮贷款利率后再次上浮利率确定罚息”条款实质系在贷款利率基础上上浮两次计收罚息，金融机构未对该异常条款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判决该条款对借款人不发生效力，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证券业案件占比23.01%，纠纷反映出上市公司欺诈发行、相关主体帮助上市公司造假、“名股实债”引发融资风险、私募机构“募投管退”环节违规行为仍有发生等现象，如上海金融法院审理的全国首例判决私募基金管理人因不公平分配承担赔偿责任案，管理人根据投资者认购时间先后予以分配，法院认定该行为有违公平原则，管理人应赔偿投资者损失，促进形成私募投资领域良好法治环境。

    保险业案件占比11.03%，纠纷反映出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发展背景下，互联网保险、平台投保雇主责任险等新型问题逐渐显现，需进一步推动互联网保险规范发展。上海金融法院在一起平台投保雇主责任险案件中明确了平台保险模式下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并就雇主责任险相关问题向上海金融监管局发送司法建议，助力完善雇主责任险监管。

    执行案件方面，共执行到位223.18亿元。其中新类型金融执行案件增多，涉不动产执行案件比例较高。上海金融法院积极通过府院联动促进大宗不动产处置，成功执结一起以重点旧改项目为抵押资产、本息近50亿元的金融借款合同案件，实现金融债权兑现与旧改民生保障一揽子解决。

    金融破产案件方面，上海金融法院受理金融机构申请破产或强制清算案件14件，包括全国首例保险集团公司系列破产清算案，积极运用破产程序促进金融市场出清，最大限度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权利。

    涉外、涉港澳台案件纠纷类型多样，反映出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跨境资金流动和涉外金融服务日益活跃。上海金融法院积极加强外国法查明机制建设，在涉外案件审理中发挥规则引导和价值引领作用。比如在一起跨境担保纠纷中，认定在香港上市的离岸公司进行对外担保，不因未公告披露担保事项影响担保效力，从而稳定了涉外担保效力规则预期，有助于引导上市公司跨境并购规范管理及境内商业银行外保内贷业务风险控制。

    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

    为进一步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和市场导向作用，此次发布会还发布了2024年度上海金融法院十大典型案例。发布案例涉及QDII/R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认购可交换债券是否受香港《放债人条例》规制司法审查、涉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交易因果关系认定、契约型基金管理人确权之诉的司法审查、受托人违反公平分配义务责任认定、持票人在出票人破产重整程序终结后向其他前手追索的司法认定、平台投保提示和说明义务履行标准等金融市场关注的热点法律问题。

    据上海金融法院介绍，本次发布的年度典型案例体现三方面特点。一是积极发挥司法裁判规则引领作用。例如在全国首例涉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虚假陈述案中，对于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与证券虚假陈述之间是否存在交易因果关系作出准确认定。

    二是有力促推新兴金融业态规范健康发展。例如在某网络科技公司诉某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中，明确平台投保模式下保险人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促进保险业更好适应数字化时代要求。

    三是充分体现金融司法参与社会治理效能。例如在持票人在出票人破产重整程序终结后向其他前手追索的司法认定一案中，案件确立的裁判规则有助于实质性推动系列票据纠纷高效化解，防范金融风险。在一起涉大型酒店金融执行案中，贯彻落实“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执行难综合治理工作大格局要求，通过三级法院协同执行，取得良好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