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根据举报线索，国家药监局对长春长生公司进行飞行检查，并于7月15日发布通告称，企业编造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和产品检验记录，随意变更工艺参数和设备，举国哗然。
7月23日，正在国外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对该案作出重要指示，认为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疫苗行为，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他要求有关地方和部门要高度重视，立即调查事实真相，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及时公布调查进展，切实回应群众关切。此前，李克强总理就疫苗事件作出批示称，此次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该案性质恶劣并引起社会不安，是因为媒体追踪溯源发现，该企业狂犬病疫苗造假并非孤例，还有其他已发现但未被严肃彻查的疫苗问题。“隐蔽的惯犯”形象影响了民众对中国疫苗安全与市场监管的信任感。
我们认为，公众没有必要将恐慌扩大化，将国产疫苗妖魔化。按照有关规定，所有企业上市销售的疫苗，均需报请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签发，批签发过程中要对所有批次疫苗安全性进行强制性检验与审核，对一定比例批次疫苗有效性进行检验，中国自2001年起开始执行疫苗批签发制度，因此，只要经过批签的疫苗，安全性不存在问题。
问题主要出在疫苗有效性方面。如果疫苗生产不严格规范，出厂自检不严格把关，在运输和储藏过程中温度控制不达标，作为一种生物制剂，疫苗有可能失效。但是，这一链条过长而无法时时跟踪检验，因此，对于疫苗有效性只能进行抽查。从过去数年检验发现的（包括进口疫苗在内）数起疫苗不合格案例看，监管部门在疫苗安全性与有效性方面起到了严格把关的作用。应当说，这套制度的有效性不应该被抹杀。
引发民众不安的是疫苗生产与销售宏观管理的系统性失灵现象，按照官方通报、法院判决书以及机构数据，公众发现疑点重重。
首先，长春长生去年10月27日就因生产和销售劣药被调查，涉案约25万支百白破疫苗全部销售到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并注入孩子们身体。但8个多月过去，现在才被迫公开。
其次，长春长生去年涉案迟迟没有受到惩罚，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敢于再次蔑视国家标准与规范，随意变更工艺参数和设备，这凸显了监管丧失权威。过去数年，该公司因推销疫苗被数家法院判定10余起行贿，不仅毫发无损，而且依然照旧：去年公司销售费用为5.83亿元，其中4.42亿元为“推广服务费”。疫苗属于政府公开招标采购，如此之巨的推广费用流向哪里？
疫苗接种对于家庭而言关系到孩子生命健康，对于政府而言是一种主要的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有效方法，正因为其有政府公共卫生目的的强制性并涉及婴幼儿安全，必须对疫苗接种过程进行严格监管，发达国家也是以各种教训逐步完善监管体系。在中国，由于疫苗生产与销售企业把自己的业务当作一门生意，而且我们注意到，大部分企业均已上市，有来自股东的盈利与市值管理压力，这就需要更加严格监管防止其追逐利益而忽视安全。
但是，问题大部分恰恰发生于监管和处罚不足。
首先，一些地方政府的GDP导向会偏向对企业的扶持和保护，而不是抽象的孩子们的健康，因为这些企业为本地提供了GDP、税收与就业；其次，在问题疫苗使用地区，因为监管部门要承担责任和后果，地方政府又担心出现群体性事件，会本能的不公开处理，但一旦被公众发现就会引发极大不安；其三，相关案件处罚力度不够，起不到惩戒作用。疫苗事涉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任何主动违法违规行为都应该让违法者倾家荡产，而不是蜻蜓点水式的罚款。
正因为在公共领域存在大量监管和处罚不足现象，使得社会面临信任缺失的风险，也是社会转型所遇到的最大挑战。但是，社会信任缺失主要由传统文化以及所处的转型期决定，而且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大部分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过度的社会，都存在过权力腐败与唯利是图导致的社会信任危机。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以家族为基本单位，所谓儒家道德只会在家族内部起到指导和约束作用，即使信任半径扩展，其范围也仅局限于“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之外，则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丛林法则，这种深厚的传统社会基础决定了重建信用文化的艰难性。
中国正在从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转型，现代市场经济以契约为基础，建立于法治之上。社会信任并非是公共品，而是一个开放的法治社会自发形成的秩序，是法治产生的社会果实。但是，如果我们的传统社会缺乏信任文化而是崇尚丛林法则，如果我们的法治建设还不够完善，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权力得不到约束，唯利是图行为得不到制约，那么，整个社会就会缺乏信任：人们会对各种商品或交易的安全性产生怀疑。
中国现状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存在一些相似性。在这个阶段，美国经济快速工业化，实现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但也出现了腐败现象、贫富分化、精神空虚、唯利是图等等现象，导致市场失灵，社会失范，被称为镀金时代。
为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美国推动了社会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建设，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及互动性，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这场进步主义运动最终形成了美国维护社会公正与经济自由的制度体系，为美国崛起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被称为“进步时代”。事实上，日本、韩国等在发展过程中都遇到过同样挑战与社会治理的变革。
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要满足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日益增长的要求。因此，十九大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治理变革。
首先，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职能，构建起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为此实施了国家机构改革，比如建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改变九龙治水格局，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改革还根据社会发展变化新设立了一些公共服务部门。长春长生案件表明，我国药监部门的治理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
其次，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其中，共治就是要满足人民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个人价值实现的愿望，为人民群众参与治理创造条件，实现治理的多元化与社会化，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如果医药监管与疫苗招标领域推进信息透明，增加社会参与度，就会有利于增加社会信任，也可以有效实现权力监督，避免监管俘获。
其三，推动全面依法治国。为推进依法治国，今年组建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要求对一些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侵害或者有侵害危险的案件，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在本月初，设立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过去几年，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办理了一大批公益诉讼案件。事实上，应该进一步拓宽社会组织、个人以及行政职能部门参与到各种公益诉讼当中。在长春长生案件中，检察机关或其他社会组织，应该为山东注射劣药的孩子们进行公益诉讼，以弥补他们的损失和创伤，并让企业付出应有代价。
长春长生案件之所以引起社会极大不安，说明它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从围绕着它的种种怪现象看，是这个社会缺乏信息透明度以及相关监管失灵的典型代表，也是引起社会信任不断耗散的主要源头。因此，我们认为，不仅要对案件“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还要吸取教训，各部门与各地区加快落实十九大精神和要求，推动全面依法治国与共建共治共享建设。
只有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推动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与多元化，才能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立社会信任。只有这样的治理体制与社会基础，才能形成社会共识并转化为强大的力量，推动中国最终崛起成为现代文明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