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在技术革命中起到关键作用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两院院士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他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即现在是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因此，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历史机遇，中国和发达国家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的同一个起跑线上，同时，这对中国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如果不能转型成功，那么，就会被成功实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达国家抛在身后，并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显示，每一次科学技术的大飞跃都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根据长波理论，全球每一次经济周期都是由技术革命驱动，技术革命出现后会导致资本加以利用投入生产，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技术革命带来的利润空间会越来越少，最终出现产能过剩与经济增长低迷，并酝酿新一轮技术革命作为新动能，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

　　自1990年代信息产业革命爆发之后，美国的互联网、软件公司与智能手机、半导体、PC等硬件公司称霸全球，并通过互联网推动和加深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以制造业代工参与了这一轮技术与产业革命，并成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制造中心。

　　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需求不振，这相当程度上与信息产业红利消失有关。有观点认为，创新领先的美国进入了“大停滞”，技术变革缓慢，颠覆性的科学创新几乎没有。按照美国历史的经验，在两个经济周期之间，是经济低迷期与科学创新关键期，必须由政府出面扶持重大创新才能催生新的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这是因为在经济低迷期间，企业很难有充足的资金用于研发与创新。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革命就源自美国国防部在1970-1980年代对技术研发的投入与扶持。

　　因此，在当前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时，美国首先想到的是阻止中国政府鼓励和扶持本国的技术创新。这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在两个经济周期之间的技术革命中，政府应该起到的关键作用。以半导体为例，半导体本身是美国国防部与宇航局为了国家安全而推动的技术创新，最终允许其商业化，当1980年代商业化遭遇日本的挑战之后，美国在利用贸易政策打压日本半导体业的同时，美国国防部再次介入并扶持半导体企业。

　　与此同时，当前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信息时代正在向智能时代迈进。这是一个以5G通讯技术为基础，推动万物互联，包括工业互联网。万物互联会产生庞大的数据，而这些数据是发展人工智能的主要资源。因此，中国在智能时代拥有优势，首先，中国在5G通讯技术方面与美国平分秋色，并准备商用。其次，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汽车、电子等市场，这意味着可以组建全球最大规模的物联网。其三，全球最大规模的网络连接会产生世界上最多的海量数据，从而强化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而人工智能将是未来决定国家之间竞争力，甚至国家安全的技术。

　　中国在智能时代有一定的优势与美国竞争，而为了阻止这一格局的出现，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压制。因此，我们虽然拥有市场优势以及在通讯技术、人工智能等方面追赶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但是，我们缺乏基础性的核心技术。一旦美国在半导体以及软件领域对中国进行封锁，那么，我们业已存在的巨大优势就无法发挥，甚至消失。

　　但是，即使如此，美国也很难很快就实现技术变革与产业革命，这是因为，智能时代的技术创新，必须与制造业结合，需要“现场力”，创新不能脱离制造，比如苹果公司的创新要求必须与供应商合作才能完成。另外，核心技术和人工智能脱离市场就缺乏价值，如果美国公司离开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市场，其利润会受到冲击并影响到其研发投入，技术脱离市场后也会很快落伍。

　　因此，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中国一方面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另一方面，就是要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夯实我们的产业基础，只要两头发力，中国一定能与新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同频共振”，避免“擦肩而过”，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