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少了,影响最大的就是中低收入人力投入,这不仅会冲击社会稳定,而且削弱经济长期活力,这是共输的结局。
降低企业税负,一向是“两会”提案和议案的焦点。2016年“两会”期间,联想集团CEO杨元庆就说,不论经济好坏,中国的增值税都固定在17%,23年没变过,而产品毛利率已经跌至15%,企业苦不堪言。今年“两会”上,全国工商联向政协提交的提案中,建议将企业所得税率下降至15%-20%。提案中指出,当前中国税制改革面临欧美等大幅减税和国内税制改革进程缓慢的双重压力。
但饶有意味的是,中国包括企业自身在内的各界,都在喊冤企业税负重的时候,美国企业却频频呼吁要给自己加税。春节期间,比尔·盖茨对CNN记者说,政府应要求像他这个地位的人缴纳更高的税款;2017年11月,乔治·索罗斯等400多位美国富豪向国会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反对共和党提出的将企业税率从目前的35%下调至20%的计划;更早一点的2017年3月份,住在纽约的80位富豪联名给纽约州议会和州长库默写信,要求政府给他们和其他高收入者加税。
难道中国的税负比美国高吗?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成本结构、发展阶段、税制倾向(如企业税为主还是个税为主)存在很大差异,比较宏观税负(税收总量/国民生产总值)更加合理。从这个数据看,中国税负(30%-37%)比美国等发达国家(40%左右)要低一些。不过,考虑到各种费用,如行政事业性收费、各种政府基金、市场经营的隐性成本(如各种审批、评审、盖章、牌照等隐形支出),再加上社保覆盖面、公共产品均等化上不足,我国税负与发达国家差不多。
既然税负差不多,纳税又是每个法人的应尽义务,缘何我国企业屡屡为税负重喊冤,就连曹德旺、宗庆后这类有回馈社会情怀的企业家也陈情税负重、税费多。再看看美国企业家们主动“散财”的理由,比尔·盖茨透露,尽管他至今已缴纳超100亿美元的税,但应要求他这样的富裕者缴纳更多税,因为他们从体制中受惠最大。富人降税对财政收入冲击更大,降低公共投资,无助就业和经济阶梯平等。
显然,关心国家就是关心自己的口袋。公共服务少了,影响最大的就是中低收入人力投入,这不仅会冲击社会稳定,而且削弱经济长期活力,这是共输的结局。即使一张额度不菲的支票,其对富豪的边际效用也很低。富豪们避税或抵税的方法很多,如将投资游刃有余地在低税国家布局,降低个人在企业拿到的薪水,善用募捐和质押等抵税规定。当然,穷人不具备这种能力。巴菲特说得更透彻,伯克希尔·哈撒韦成为全球最成功的投资公司,美国经济体制是大贵人。
相比自己的聪明才智、艰辛付出,美国富豪们将财富更多归因于经济体制,自然就有了散财给社会的激励。我国不同了,直接税负不重,但不透明的、间接的非税负担重,既包括数量繁多、没有法定、朝令夕改的各种费用,也包括需企业家公关的准入、盖章、审批、环保等等可大可小、可有可无,很多要“悦脸色”的投入(费用和精力)。由此,中国企业家之累,不仅仅是经营业务的累,更是要冲破各种无形但横亘在自己面前的障碍之累,财富来得很不容易。
类似毛振华的雪地陈情,问题是解决了,但前后的煎熬和付出,谁能理解?这类成本并未算在宏观税负里,也不是费用,但却是实实在在的负担。预决算公开还不够,企业家要掂量,缴税能不能换来“一对一”的公共服务。由此,血汗换来的财富,谁愿意多缴税呢?近年来,围绕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和制度环境,一揽子改革布下,如正负面清单,“放管服”改革,事权对等支出责任,治理现代化等,大环境趋向公平、无歧视、阳光透明。届时,中国企业家也会主动加税。
(作者供职于深圳房地产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