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刺激政策不宜轻言退出 择机实现“软着陆”

　　21日，600多位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开幕式。全国“两会”之后，中国经济界首度高层云集，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话题展开讨论。中国经济政策走向如何？管理通胀预期如何进行？中国企业如何进一步国际化？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主题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调整、合作”的本次年会，将为我们更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热点传递来自高层的声音。

 　　刺激政策不宜轻言退出择机实现“软着陆” 

　　“刺激政策的退出，不会像钱塘江江潮一样轰然而来、悄然而去。”财政部副部长王军昨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上表示，刺激性财政政策的退出抉择是一个渐进、温和的过程，由于中国政府应对经济波动的能力越来越强，将会根据世界和中国的情况择机实现“软着陆”。

 　　去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下，我国GDP增长8.7%，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经济回升。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我国经济政策今后的走向，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对此，王军表示，退出经济刺激政策要比推出刺激政策更难。他举例称，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上山难，下山更难”，如果把刺激政策的决策比做上山，把退出政策的决策比做下山的话，退出比刺激还要难一些。

 　　王军认为，在退出政策的选择上，有很多技巧需要处理。比如，是先退出财政政策，还是先退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需要货币政策怎样协调和配合；货币政策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需要财政政策怎样协调和配合。“刺激政策的退出，不仅仅是决策的问题，还需要艺术化地来操作。”

 　　王军表示，当前各国的政策退出，需要考虑国际间的协同。但他同时指出，政策的取向最终要根据各国自身的经济情况决定。“有的国家准备加大刺激力度，有的国家已开始退出或者部分退出刺激政策。目前，总体而言我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不宜轻言退出，但应研究退出的战略问题。”王军说。

 　　与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约翰·列普斯基对王军的观点表示了支持，他认为要继续通过财税政策的支持来巩固经济企稳的成果，保持政策的可持续性。不过他也指出了大规模刺激计划的风险，即主权债务和赤字的问题，需要所有国家注意。

 　　防通胀CPI“3%左右”指标难度大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上表示，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控制在3%左右的指标难度比较大，中国经济面临着物价上涨的局面，目前通胀风险及抑制通胀因素均存在。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CPI涨幅的预期目标是控制在3%左右。姚景源坦言，从国民经济运行和价格走势来看，“3%左右”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指标。但他同时表示，在宏观调控的作用下，相信这个指标最终能够实现。

 　　姚景源认为，今年我国面临四个推高通胀的风险因素，包括输入型通胀；过高的通胀预期；资源产品价格有待改革，但改革将推高物价；去年CPI指数0.7%的负增长，统计学的翘尾因素将推高通胀风险。

 　　他表示，今年国际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基础商品价格上涨的可能性非常大，而我国对这些商品的依赖程度较高，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由此引发的输入型通胀将成为中国物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

 　　在姚景源看来，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遏制高能耗、高污染问题，必须改变资源价格偏低的不合理现状，但价格改革很有可能推高物价。

 　　虽然存在通胀风险，但抑制通胀的因素也同样存在。姚景源分析称，抑制因素主要是农业稳定，粮食丰收为价格稳定奠定了基础；产能过剩抑制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发生。

 　　姚景源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应对通胀的经验时说，如果经济过热、粮食问题和货币信贷过量投放“碰头”，中国就躲不过通货膨胀，“一定不能让这三者碰到一起”。

 　　在讨论防范经济过热的话题时，很多与会的专家学者特别指出要警惕房地产泡沫。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则表示，要警惕房地产泡沫进一步吹大，防止房地产泡沫突然破灭。他指出，考虑到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我国应花两到三年的时间健全以消费品为主导的房地产政策制度。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提醒说，相对CPI，更重要的问题是应对资产泡沫。他说，在新繁荣期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管理繁荣，包括通货膨胀率、房地产泡沫、资产泡沫等一定程度上都属于繁荣期的问题，这些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要挑战。

 　　“走出去”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大企业

 　　“国际化是大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企业要加快发展必须融入国际分工，走向国际市场。”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上表示，中国必须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提高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产业整合的能力。 

　　但邵宁同时指出，从总体上看，我国大企业开展国际经营还处于起步阶段，整体规模偏小，在产业结构、跨国经营能力等方面仍存在着巨大差距。与会的C.V。史带投资集团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则提醒，中国企业“走出去”第一步必须走对。

 　　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逐渐过去，中国大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日益加快。邵宁表示，近几年我国大型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目前中央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制面已经达到70%，控股的境内外上市公司达396家，80%优质资产已经进入上市公司。

 　　但是，大企业国际化的真实情况或许不像看上去那么光鲜。据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介绍，中国的大企业在高收入国家几乎没有什么业务，或者说没有存在。“中国在高收入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不到200亿美元，相当于财富500强里一家中等市值公司的资产水平。”他表示，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大企业已经深深融入中国经济，但中国的大企业在高收入国家显得无足轻重。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些事例也告诉我们，国际化道路不会一帆风顺。 

　　格林伯格表示，所谓“走出去”并不是说把产品卖到另外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投资要面临每个国家不同的政治问题，有些问题需要花时间才能解决，第一步必须要走对”。

 　　“另外还有本地竞争对手，也许你去之前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格林伯格称，企业“走出去”要做大量准备工作，而且必须有比较优势。“如果不具备比较优势，去另外一个国家做生意就没有什么意义，也就没有必要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