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下金融为什么屡禁不绝

    1月18日下午，"吴英案"二审以死刑定案。应该说，浙江高院的判决并不令人意外。一者，按当下集资诈骗罪的标准看本案，可谓事实清楚、证据确实;二者，涉案金额达到人民币7.7亿元之巨，案发时尚有3.8亿元无法归还，可谓情节严重且具典型性。另以非正规思路臆测，2011年浙江曾爆出多个"跑路老板"事例，如今"吴英案"以死刑定罪，或可杀一儆百。

　　然而，消息一出，网上却一片"冤杀"之声。论客们大都是将吴英看作是地下金融乃至民间信贷的代表，认为"吴英如果被处以极刑，将使民间金融失去立身安命的最后机会。"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毕竟，我们无论多么愤懑，无论"民意撼动司法"的结果显得是多么得诱人，都得学会在尊重事实和法律的前提下表达意见。否则，难免显得幼稚。

　　笔者以为，真正的问题或许在于，中国的地下金融为什么屡禁不绝?

　　它为什么又能够长期存在?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应该远远超出对吴英个案量刑轻重的讨论。

　　我们回顾昔日吴英被刑拘的前后，曾有辽宁东华的汪振东、北京亿霖的赵鹏云等和她同时出镜，共同被作为非法集资的典型示众。此后，汪身死、赵入狱，吴英则一直处在争议漩涡当中，但五年之后，中国各地的非法集资行为似并未稍减。在二三线城市，满大街的非法集资小广告屡见不鲜，和"刻章办证"、"学历上网"等齐齐亮相，毫无遮遮掩掩之意。何况，几年来十数亿元的大案也不鲜见，甚至还有部分案件在当地产生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动荡。

　　如今，吴英即便被最高院核准死刑，也决不可能改变国内非法集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趋向。可以这样认为，吴英如果执行死刑，无非是另一个汪振东。我们都知道，汪振东之前，可还有沈太福等等"前辈"。杀一儆百、政法并用的手段尽管在某些领域或许令行禁止，但对遏制非法集资活动而言，事实上早已失效。指靠打打杀杀，绝不可能解决国内的非法集资问题。

　　而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为遏制"抬会"、"老鼠会"这类纯粹的"庞齐骗局"，监管部门却总以为症结在于百姓严重缺乏市场经济知识。于是，一方面自上而下，苦口婆心，讲一些关于风险、收益匹配等大道理，做些苍白乏味的说教;另一方面便是厉声指责参与非法集资的投资者利令智昏，频频拿出从重从快的杀手锏。如此，可谓以"堵"为主，从未采用过"疏堵结合"的策略。以吴英案做样本来分析，参与集资者很有些是颇有身家的生意人，说他们脑子拎不清，以致被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花言巧语迷昏了头，完全不客观。

　　可见，新形势下的非法集资，当是需求与供给共同推动的产物。吴英虽在当前刑罚体制下并不冤枉，但监管者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角度，也必须尽快改变方针，转变"指责加打击"的惯用套路，从市场需要入手，着眼于规范，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民间集资事件频发的本质说穿了，不过是民间资金持有者不满现有金融体系的服务水平或者能力，自主选择了他们信得过或者感兴趣的投资对象而已。如果给吴英这样的人一个机会，响应投融资供求双方的需求，尝试建构一个具备灵活性的监管制度，监管者明示高风险对应高收益，就有可能让相当部分民间集资进入自我发展的轨道。这样，不仅可以洗脱掉相当部分集资活动的"非法"色彩，也能进一步激活中国金融体系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