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货币政策微调不意味着“放松”

夏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03年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奖项“孙冶方奖”。

中国必须扩大内需

新京报：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仍存不确定性，调控政策是否存在变数？

夏斌：今后的国际经济形势是确定的，那就是欧美经济增长将放缓甚至衰退，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实际上是对过去美国“高消费、低储蓄”、以中国为代表的“高储蓄、低消费”这样一种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构调整，是对危机国家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缩水、修复过程。这一调整过程是漫长的，必然会带来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这是正确判断全球危机后若干年内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大特征，因此中国必须扩大内需、扩大消费。从中央政府到各级政府对外需问题要有充分的准备，不能抱有太大希望。

新京报：拉动内需、扩大消费在2008年应对危机时就已经提出，但目前似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夏斌：事实上，从2008年以来的经济结构调整较为缓慢。2008年是危机当头，一时看不清楚方向，于是出台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我认为，当时4万亿刺激计划方向是对的，但是客观上我们多发了一些货币，引起了产能过剩，引起了房地产泡沫，引起了物价的压力。

有些过度的投资在加剧原有结构矛盾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了经济过热。比如，房地产市场，长期以来自身严重的市场结构问题并没解决。再如，在我国消费增速不能尽快提高的情况下，危机复苏中曾采取的一系列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尽管强调了民生和消费的支出，但在量级比较上，多半还是采用了多年习惯的鼓励投资和出口的政策。这导致自2008年以来，我们的结构调整进展缓慢。

目前外部需求在减少，投资由于房地产调控不能继续高增长，消费又不能马上起来，于是就出现了目前经济增长的合理往下走台阶，大家都要做好准备。

建议尽快落实“非公36条”

新京报：经济结构调整如何走下去？

夏斌：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对结构转型作用有限，关键还要看财政政策。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的存量货币很大，而房地产要加强调控，民间资本找不到项目投资，找不到去处，所以我们看到近几年来游资炒绿豆，炒大蒜，炒艺术品，徐悲鸿的画能有几张，一张卖几亿也消化不了多少资金。怎么把存量货币收回来？新的增长动力源是什么？我觉得只依靠新兴产业、西部开发等等还不够。靠各级政府原有分配投资资金的政策框架与经验，也肯定不行，必须靠市场去解决。

新京报：你认为经济结构调整应有怎样的制度安排？

夏斌：我认为，一是应该尽快落实国务院定的新非公经济36条，这既是结构转型的一服良药，也是消化目前民间过多资金、扩大内需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投资的好途径。但是从去年制定到现在1年半过去了，效果并不好。

二是在拉动消费上，通过国退民进的方式置换消费空间。政府必须“往后退”，逐步减弱行政措施的作用，“放手”市场。在体现国家对部分行业相对和绝对控股的战略原则基础上，应该实行国有资本有进有出，而不是国有资本规模越做越大。在部分行业超过相对和绝对控股比例的部分股权可不可以出卖？

出售股权的收入来搞社保，可以用于扩大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各种补贴支出，扩大失业人群再就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支出。这样既吸引、消化民间大量游资，又可以拉动弱势群体的消费能力。

对通胀要有一定容忍度

新京报：近几个月通胀明显回落，是否会反弹？明年通胀将会如何？

夏斌：目前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逐步上升，我们身边能感受到的，保姆、农民工、临时工工资都明显上涨。

从趋势看，中国的物价正处于一个相对温和上涨的时期。中国自身的人口优势逐渐减弱，工资成本在逐渐提高，资源价格改革正在进行，此外结构调整中增长动力正由可贸易行业向不可贸易行业部分转移，这些会引起整体生产效率的下降，这些因素都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升。

在这个时期，正好加上美国货币大量放水的影响，引起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动荡和上升，形成了我国物价上涨的输入型因素。这些结构的、周期的，国外的、国内的因素，综合形成了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较长的时期，物价问题将始终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因此，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应该对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容忍度，保持温和的2%-3%左右是个比较理想的水平。实际上压力还比较大，明年CPI增长可能在4%左右。

对CPI要有一定的容忍度，这个时候财政政策要跟上，保证对一些低收入群体、工人、穷人、学生加大财政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