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需求蓄蓄势发 寿险增长可期

寿险行业的黄金发展期是否已经过去？

寿险增长陷入僵局

1985年到2010年，寿险保费年均增长率达到36%，寿险密度从0.42元/人上升到722元/人；寿险深度从0.05%上升到2.5%。关于中国寿险行业未来进入低增长区间的论断的直接起因，是今年寿险行业保费的负增长。

如果描绘一条保费增速的曲线，那么这条曲线的趋势线是由寿险行业的供需因素（在当前中国主要是需求因素）决定的。实际保费增长的曲线围绕着趋势线波动，造成波动的因子主要包括利率变化、产品结构调整和政策变化等。

众多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是保险增长的原因。

1996年瑞士再保险公司Sigma对东欧国家保险深度和人均GDP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保险深度与人均GDP之间呈现“S”曲线关系，当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时，保费增长速度略低于经济增速；人均GDP在1000美元-10000美元之间时，保费增速明显超过经济增速；当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保费增速逐步放缓。

从日本、中国台湾寿险业发展的历史可见，寿险保费增速及GDP增速曲线还保持了高度一致的形状。中国寿险与经济增速曲线之间的关系基本显示出了同样的规律。

寿险保费增长的趋势由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但市场利率变化、产品结构特征以及新的监管政策等因素会加剧保费增长的波动性，而如果其中几个因素叠加则会加大这种波幅。

市场利率通过两种机制影响寿险的需求：一，对于未来保险利益确定的传统寿险，市场利率的变化通过影响寿险产品的定价利率从而影响寿险产品的价格；二，对于未来保险利益不确定的投资型保险产品而言，市场利率的变化制约寿险公司的投资表现从而影响着寿险账户的投资回报率。

从中国过去25年寿险业增长情况来看，1993年寿险保费增速从1992年的高达53%骤降至-11%，主要与当时寿险定价费率低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有关，随后5年内寿险保费增长步入正常区间。

直至1999年，寿险预定利率从4.5%大幅下降至2.5%，结果1999年、2000年寿险保费增速分别仅为2.4%和10.8%。2001年-2003年，万能、分红、投连等寿险产品不断推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险预定利率低的影响，但是，待“万能热”、“投连热”过后，保户也纷纷发现保险投资收益率不够高，再加上始于2003年爆发的“投连险风波”以及加息预期，2004年-2006年间寿险保费增长再度遭遇“滑铁卢”。

2010年10月，央行启动近两年来的首轮加息，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上调至2.5%，与当前寿险产品预定利率水平一致，2011年以来由于通胀高企，央行于年内启动3次加息，当前1年期和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分别达到3.5%和5.5%。与此同时，由于资本市场低迷，保险投资收益率水平没有获得同步提升，万能险结算利率普遍维持在4%左右的水平。而同期银行迫于吸储压力推出大量高息理财产品，对保险产生明显的替代。

自2000年中国引入投资型保险产品以来，保险的投资功能明显加强，在当前居民风险意识亟待加强的背景之下，保险的保障功能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投保人倚重保险的投资功能，经常将保险投资收益率与存款、债权和股权投资等众多理财渠道投资收益率比较，加剧了业务的波动性。

对比东亚地区保险产品，日本、中国台湾等地以保障型产品为主，而中国内地保险产品以储蓄性的投资型险种为主。截至2010年底，中国内地寿险业务的构成情况是：传统寿险产品占比为9%，投资型保险产品占比为83.2%，短期意外和健康险占比为7.8%，投资型产品占据绝对地位。就日本而言，尽管其产品的分类口径与中国内地存在差异，但日本医疗和癌症保险占比之和接近40%，因此日本保险产品结构说明了其高保障性的特征。

从亚洲寿险业高度发达的台湾地区来看，按照风险种类来划分，其产品结构和中国内地相似，但按照传统型和投资型产品占比的情况看，两地差异悬殊：台湾传统型寿险产品占比超过80%，投资型产品占比不到20%，而中国内地则相反。

中国内地、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寿险业产品结构的对比可以看出，成熟市场消费者具有良好的保险保障意识，相比之下中国内地居民对保险的保障功能重视不够，保险产品以投资型产品为主，利率变动对保险投资回报率的影响较大，从而也加大了寿险业务增长的波动性。

监管政策的变化往往给行业的发展一个突然的冲击，近年来对行业影响较大的政策变化，一是2009年会计政策的调整，二是2010年底的银保渠道规范新政。会计政策调整之后改革了会计准备金的计提方法，大大释放了行业利润。银保新政要求撤销保险公司员工驻点销售、规定保险与银行“一对三”的销售模式。尽管2011年3月出台新规定，不再限定“一对三”销售模式，但银保新政出台近一年来，保险公司银保业务明显受挫，增速大幅下降，从而影响了行业保费的平稳增长。

新政当季，银保保费仅300亿元，同比下降59.8%，2011年一季度降幅略有收窄，但仍呈现负增长，二、三季度银保业务仍处于负增长状态。尽管今年以来银保业务增速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紧缩背景下其他理财渠道的替代，但不可否认银保新政的影响尚未消化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