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温州猜想：金融改革寻求突破

    在经历接二连三的老板跑路潮后，温州金融业似乎站到了转折点上。

　　11月8日，温州召开全市金融工作会议，高调抛出以“民间资本阳光化”为主要对象的地方金融改革“1+8”行动方案。“1”是指温州市政府新近起草并已在上报过程中的《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8”是指在前述《总体方案》的框架下，配套8个地方性专项具体子方案。

　　当天，温州市政府还发布了《温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按照规划，未来五年，温州将用七大重点举措推动温州金融业发展。

　　熟悉温州发展史的人知道，这不是温州第一次提金融创新。事实上，早在2002年，温州就曾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引发各方关注。但此后该试验区无疾而终，温州在全民借贷的路上越陷越深，并最终引爆了今年大规模的老板跑路潮，引发举国上下的持续关注。

　　今年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南下温州考察。此后，从中央到地方，围绕温州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密集出台，温州金融局势瞬间趋于稳定。

　　但正如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所说，“这些措施大多是‘止痛药’、‘退烧药’，可以一时缓解病痛，但无法有效根除病根”。在此背景下，温州紧急重启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方案，并通过浙江省政府上报中央，试图从体制、机制上彻底解决长期困扰当地发展的金融难题。

　　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会否最终花落温州？温州6000亿元民间资本，能否就此有效疏导，答案还是个未知数。

　　遍地流金的温州

　　上世纪80年代初，偏处浙南山区的温州各地，出现大量家庭作坊和专业化市场，并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被著名学者费孝通称为“温州模式”，传诵至今。

　　1983年，温州创办了全国第一个专业市场：永嘉桥头纽扣市场。1984年，温州集资兴建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农民城。这些已经载入史册的事件，标志着温州曾经的辉煌。

　　2000年后，“温州模式”开始发生变异，积累了巨量财富的温州人，开始形成庞大的炒作大军，以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为代表的温州资本，四处攻城略地，令各地闻“温州游资”而色变。在这过程中，民间高利贷愈演愈烈，并在近年形成“炒钱”风，最终引发了今年数以几十计的老板跑路潮。

　　在温州经济最发达的乐清，仅2009年，就有高秋荷、郑存芬两位农妇，因犯集资诈骗罪被一审判处死刑（二审均改判死缓），两人的涉案金额，都为1亿多元。

　　今年以来，温州各地又连续爆发非法集资大案，如永嘉的施晓洁案、龙湾的王晓东案、泰顺立人教育集团案等，涉案金额都以数亿计，温州11个县市区，几乎无一幸免。

　　截至10月底，温州公安部门共立案侦查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38起，涉案犯罪嫌疑人57名，刑拘39人，涉案金额36亿元。而这显然还只是冰山一角。

　　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统计，温州民间资本超过6000亿元，且每年以14%的速度增长，其中参与民间借贷的资本约1100亿元。

　　这些民间借贷资金主要来自民营企业主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包括：温州当地生产生活结余的资金，全国各地在外温州人的投资回流资金，温州在世界各地华侨汇回的资金。

　　单以华侨汇回的资金计算，数量即十分惊人。

　　温州是全国重点侨乡。根据温州侨联统计，温州籍的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有50多万人，遍布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在温州的归国华侨和侨眷就有43万人。

　　令当地监管层担忧的是，这些日渐庞大的侨汇资金，除进入楼市外，还有可能进入地下钱庄和高利贷公司等领域。由于投资渠道的缺乏，近年来，温州汇市外汇交易量一直处于北京、上海两城市之后，高居全国第三。

　　虽然温州人业已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但温州人对财富的追逐，并没有停歇的迹象。“没有三套房，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温州人。”温州一家报社的记者这样自嘲。他认为，温州人天生就是生意人，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要多挣钱。温州人血管里流淌的就是经商的血液，大部分温州人最大的志向，就是要当老板。“几个温州人碰到一起，第三句话，八九不离十就是最近有什么投资门路。”

　　温州人“挣钱不问出处”，但失去实业的支撑，“钱生钱”只能是一个泡沫游戏。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今年三次在温州调研。他认为，温州实业“空心化”和民间资本“热钱化”是当前经济中不可忽视的两大潜在风险。

　　在11月8日召开的全市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亦表示，温州出现的经济金融问题，是温州“两多两难”（民间资金多投资难、小微企业多融资难）问题的集中体现，“究其根源，在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没有建立起与民营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地方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