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探讨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听到经济学家们就经济增长过热、通货膨胀压力大、外汇储备急剧增长、流动性过剩等经济失衡现象表示出的忧虑与担心，宏观调控更是围绕这些问题不断地变换政策组合。在前不久匹兹堡举行的G20第三次金融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全力促进增长推动平衡发展》主旨演讲中也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作为探讨重点。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徐诺金博士做客《首席观点》栏目，他运用宏观经济学的隐含条件，为我们重新梳理我国宏观经济变量，主要是投资、储蓄、消费、国际收支等变量之间的关系，并试图从新的角度寻找经济失衡原因，求解经济持续平稳健康运行之策。
关于消费：我国消费率的变化趋势符合工业化过程中的规律性特征
记者：无论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较，还是与一些国家相同发展阶段的消费率相比较，目前我国的消费率都明显偏低，且在近几年还出现了加速下降的态势。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徐诺金：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总消费)占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通过对我国消费率的研究，我认为，当前我国消费率的变化趋势符合工业化过程中消费率先降后升的规律性特征。因为随着经济从落后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国民收入出现快速增长，人们的消费水平随着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会提高，但提高的速度没有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快，因此，这个时期往往是消费率下降、储蓄率提高的阶段，也是社会储蓄增多和国家积累能力增强的时期；而当一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拥有了足够的基础设施和物质生产能力，人均国民收入进入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后，民众才能放心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改善生活的消费，消费率就会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目前，我国的经济正处于工业化的加速阶段。随着我国工业化的推进，但尚未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的这个时期，我国的消费率存在下降趋势是正常的、合理的，也是加快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所必须的。没有低消费率，就没有高储蓄率；没有高储蓄率，就没有工业化加速的条件。超越这一规律，违背工业化加速的条件，经济增长就会受到影响。
记者：是否消费越多，经济增长就会越快呢？现阶段提高我国消费率又应从何入手？
徐诺金：消费可以带来增长，我认为这一看法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事实上，根据1971～2001年间世界上82个国家和地区平均消费率与其平均经济增长率的散点图，可以发现，随着消费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两者存在反向运动趋势。也即消费率越低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越高；而消费率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越低，消费率较高的国家不利于保持较高增长水平。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反向运动趋势并不是线性的。当消费率位于76％～87％之间时，随着消费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率平缓上升。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一同向运动趋势只是发生在5％以下的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区间中，即消费率的平缓上升并不能实现相对较高的增长水平。当消费率大于87％的情况下，随着消费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率再次趋于下降。因此，超越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违背这种阶段性特征的规律作用，过分追求消费是损害经济增长的基础的。我国的低消费率恰恰是我国高储蓄率的形成原因，高储蓄率恰恰为我国加快工业化进程准备了条件。这才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较快的真正原因。
事实证明，人类在客观规律面前，还只能当学生。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只能通过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去扩大投资，加快工业化的进程，通过进入工业化的成熟阶段，我们的人民才有条件和能力提高自己的消费能力。我们不能超越规律去简单地提倡高消费，前些年来我们反复强调扩大消费的政策之所以失效，根源就在于此。对此，我们的政策还得回到客观规律的作用上来，从现阶段的国情出发，把低消费高储蓄看成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有利条件，把政策重点放到夯实和巩固扩大消费的更基础的工作上去，即扩大投资，加快我国的以人为本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
关于储蓄：储蓄率的提高是经济阶段演进的必然现象
记者：您在分析低消费率的时候，多次提到我国的高储蓄率。您是否也认为当前的高储蓄率不值得过于担心？
徐诺金：确实如此。储蓄率的提高是经济阶段演进过程中的客观规律，目前我国的高储蓄是一种正常合理现象。根据罗斯托在《经济增长阶段》中给出的五阶段发展理论，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前阶段、经济起飞阶段、趋于成熟阶段、大众高消费阶段。对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进行研究可以发现，起飞阶段国家的储蓄率会随着人均收入增加而增加，具有较高的储蓄率水平；大众高消费阶段国家的储蓄率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储蓄率维持在15％~22％之间；成熟阶段国家的人均收入和储蓄率不相关，人均收入增加，但储蓄率始终在30％~40％之间徘徊；处于传统社会阶段和起飞前阶段的落后国家，储蓄率非常低。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高储蓄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正常合理现象。
储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资源，储蓄率的高低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快慢。不仅如此，高储蓄对我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我国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必要保障。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任务较为繁重，高储蓄实际上为我国加快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提供了大好条件。为此，我们一是要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扩大投资，扩大就业；二是要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大力推进我国传统农村消费模式向现代城市消费模式的转化；三是要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完善社会保障机制，解除我国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四是要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用好用活信贷，促进储蓄向投资和消费转化。
关于投资：我国应利用高储蓄率的有利条件继续扩大投资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率总体上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是1993年以后，更出现了明显加快上升的趋势。从上面您分析的储蓄情况以及世界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规律比较来看，我国现在的投资率是不是太高？
徐诺金：一国投资率的高低不能简单地围绕投资率本身的同比或者环比来判断，也不能简单地用国际平均水平去比较，而应结合本国的国情特点，以储蓄率为参考。宏观经济均衡的条件是“储蓄=投资”。一国经济有多高的投资率，取决于它有多高的储蓄率。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一国投资率的高低，只能依据自身的储蓄率来确定，只要没有超过国内的储蓄率，再高的投资率也是安全的；相反，如果超过了储蓄率水平，投资率再低也不一定安全。从这个角度审视我国投资率的历史变化，就会发现1993年之前我国确实存在投资率过高的现象，虽然没有超出我国经济的对外负债能力，但国民经济经常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控制投资率和对外负债水平的问题。1978~1993年我国储蓄率基本维持在30％左右，而投资率基本维持在30％~45％的水平上运行，所以，那时宏观调控的主要课题是如何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防止投资过分超出储蓄率进而出现过度负债的问题。但是，1993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我国储蓄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但与储蓄率的上升速度相比，我国的投资率上升不及储蓄率的上升，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缺口持续扩大。所以，基于储蓄率的判断标准，1993年以来我国的投资率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记者：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会带来哪些问题？我们又应当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呢？
徐诺金：从2001年开始，我国宏观经济长期处于失衡状态，集中的表现即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双顺差导致了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外汇占款形成的货币供给过多，流动性过剩。这种过剩反映到实体经济和资产市场，就出现了通货膨胀和资产市场泡沫增加。这些现象的产生，从本质上讲，均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核心问题“储蓄大于投资”的反映与体现。根据S－I＝X－M，即CA＝S－I(用经常账户余额CA代替贸易账户余额)，经常账户余额实际反映了一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当SI，即本国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时，由于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存在，国内储蓄的消化可以通过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出来实现，借助国内资源的溢出效应来平衡国内过剩的储蓄。我国当前大量的贸易和资本项目顺差，正是由于我国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过多的储蓄没有全部转化为投资的结果。因此，投资长期低于储蓄才是我国双顺差的来源，也是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深层的根本的原因。
国内投资与储蓄的失衡不仅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而且造成了国民福利的极大损失，也是我国宝贵储蓄资源的闲置。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宏观经济短期均衡，还是我国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经济政策都必须立足于我国目前投资与储蓄严重失衡的现实，通过标本兼治的办法去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为此，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扩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完善投资体制、提高投资效率应该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势。
关于国际收支：国际收支顺差的过早出现不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
记者：国际收支的高额“双顺差”也是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之一，您认为这一现象正常吗？是否需要引起警惕吗？
徐诺金：我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一方面是我国经济积极融入全球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我上面讲到的，我国宏观经济中的核心问题——储蓄大于投资的反映与体现，并由出口导向的政策推动的。国际收支顺差的过早出现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一系列问题，具体表现在：国际收支“双顺差”引起外汇储备持续积累，导致流动性过多，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加大；.国际收支“双顺差”意味着我国对实际资源的对外让渡，其暴露出的粗放的贸易增长方式以及体制和结构问题更让人堪忧；国际收支“双顺差”加剧了我国与相关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
高额顺差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一系列问题的同时，也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发展经济学关于国际收支的理论通常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双重缺口约束：一是实现目标经济增长率所需投资与国内储蓄之间的差距构成储蓄缺口；二是经济增长所需进口与出口能力之间的差距形成贸易缺口，双重缺口是经济发展的制约条件。利用国外储蓄和国外资本是克服双重缺口的基本途径。发展中国家正是通过资本流入利用外部储蓄以弥补国内储蓄不足，并用流入的资本为贸易缺口提供融资，因而国际收支结构通常呈现出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的特点。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结构也基本符合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设想。在经济起飞前和起飞阶段，国际收支结构总体上为“逆差+顺差”模式，即经常项目特别是贸易项目长期处于逆差，主要通过资本项下的顺差即对外借债和吸收外资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发展普遍受到外汇缺口的制约。从人均产出、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等角度衡量，我国当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却不符合有限逆差的一般国际规律，过早出现了高额顺差的现象，尤其是经常账户顺差，这实际上是将我国资源让渡给国外，而换回了巨额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投资渠道十分有限，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主要还是用来购买美国国债或部分公司债，相当于将当前国内消费或投资暂缓，借给外国使用，同时收益又因为汇率波动等原因无法得到保障。核心问题是，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并非投资过剩或者产能过剩，相反，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消费过低，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金融市场不完善，民间投资渠道不畅通，这些都需要加大国内投资予以解决。因此，过早的顺差超越了我国国情，将资本过早输出制约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应该采取措施，将资源真正运用到发展国内经济上来。
关于货币信贷投放：今年以来货币信贷的高速增长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记者：虽然近期贷款增速出现回落，但今年以来货币信贷快速增长的态势还是使一些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保持忧虑。对此，您又如何看？
徐诺金：其实，如果仔细分析今年以来货币信贷增长的结构性特点，就会发现货币信贷的高速增长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首先，从金融机构信贷大投放的动力来分析。第一，今年的货币信贷高增长是金融机构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号召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必要之举；第二，今年的信贷大投放具有去年信贷规模控制取消后的反弹性质，它反映了商业银行回归市场化经营的需要。
其次，从实体经济需要的货币流通总量这一角度来分析。根据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公式，经济体系中需要的货币数量由M=PQ/V决定，其中M为货币供应量，PQ是社会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货币价值，V为货币流通速度。货币主义的代表学者弗里德曼研究认为货币流通速度V一般比较稳定，这样在经济衰退时期，由于生产萎缩导致Q下降，因此经济体系中需要的货币总量也应相应下降；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则相反。但是我们对比一下今天的现实就会发现，货币流通速度V不但不稳定，而且呈现顺周期变化的特征，即在经济衰退时期显著下降，而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又会明显上升。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特点，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会出现不对称。因此，在经济衰退时期，一定要采取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的货币信贷投放才能填补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而带动的流动性不足。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刺激货币的增长，一方面可以通过流动性的释放防止经济出现过度萎缩；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政策信号的表达给市场正面信息。
当然，尽管今年以来货币信贷投放的高增长是必要的、合理的，但我们也必须同时看到贷款投放呈现不均匀性、新增贷款过分偏向政府项目、生产性企业贷款需求和投放仍显不足等问题，进而引导银行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提高信贷支持经济发展的质量。
徐诺金 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近年来致力于我国金融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诸多有影响的理论见解和政策主张。发表有关论文多篇，出版专著10余本，个人专著《回归恒等式——我国宏观经济均衡分析新范式》新近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记者：您在分析低消费率的时候，多次提到我国的高储蓄率。您是否也认为当前的高储蓄率不值得过于担心？
徐诺金：确实如此。储蓄率的提高是经济阶段演进过程中的客观规律，目前我国的高储蓄是一种正常合理现象。根据罗斯托在《经济增长阶段》中给出的五阶段发展理论，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前阶段、经济起飞阶段、趋于成熟阶段、大众高消费阶段。对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进行研究可以发现，起飞阶段国家的储蓄率会随着人均收入增加而增加，具有较高的储蓄率水平；大众高消费阶段国家的储蓄率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储蓄率维持在15％~22％之间；成熟阶段国家的人均收入和储蓄率不相关，人均收入增加，但储蓄率始终在30％~40％之间徘徊；处于传统社会阶段和起飞前阶段的落后国家，储蓄率非常低。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高储蓄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正常合理现象。
储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资源，储蓄率的高低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快慢。不仅如此，高储蓄对我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我国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必要保障。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任务较为繁重，高储蓄实际上为我国加快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提供了大好条件。为此，我们一是要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扩大投资，扩大就业；二是要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大力推进我国传统农村消费模式向现代城市消费模式的转化；三是要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完善社会保障机制，解除我国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四是要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用好用活信贷，促进储蓄向投资和消费转化。
关于投资：我国应利用高储蓄率的有利条件继续扩大投资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率总体上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是1993年以后，更出现了明显加快上升的趋势。从上面您分析的储蓄情况以及世界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规律比较来看，我国现在的投资率是不是太高？
徐诺金：一国投资率的高低不能简单地围绕投资率本身的同比或者环比来判断，也不能简单地用国际平均水平去比较，而应结合本国的国情特点，以储蓄率为参考。宏观经济均衡的条件是“储蓄=投资”。一国经济有多高的投资率，取决于它有多高的储蓄率。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一国投资率的高低，只能依据自身的储蓄率来确定，只要没有超过国内的储蓄率，再高的投资率也是安全的；相反，如果超过了储蓄率水平，投资率再低也不一定安全。从这个角度审视我国投资率的历史变化，就会发现1993年之前我国确实存在投资率过高的现象，虽然没有超出我国经济的对外负债能力，但国民经济经常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控制投资率和对外负债水平的问题。1978~1993年我国储蓄率基本维持在30％左右，而投资率基本维持在30％~45％的水平上运行，所以，那时宏观调控的主要课题是如何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防止投资过分超出储蓄率进而出现过度负债的问题。但是，1993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我国储蓄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但与储蓄率的上升速度相比，我国的投资率上升不及储蓄率的上升，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缺口持续扩大。所以，基于储蓄率的判断标准，1993年以来我国的投资率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记者：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会带来哪些问题？我们又应当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呢？
徐诺金：从2001年开始，我国宏观经济长期处于失衡状态，集中的表现即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双顺差导致了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外汇占款形成的货币供给过多，流动性过剩。这种过剩反映到实体经济和资产市场，就出现了通货膨胀和资产市场泡沫增加。这些现象的产生，从本质上讲，均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核心问题“储蓄大于投资”的反映与体现。根据S－I＝X－M，即CA＝S－I(用经常账户余额CA代替贸易账户余额)，经常账户余额实际反映了一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当SI，即本国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时，由于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存在，国内储蓄的消化可以通过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出来实现，借助国内资源的溢出效应来平衡国内过剩的储蓄。我国当前大量的贸易和资本项目顺差，正是由于我国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过多的储蓄没有全部转化为投资的结果。因此，投资长期低于储蓄才是我国双顺差的来源，也是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深层的根本的原因。
国内投资与储蓄的失衡不仅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而且造成了国民福利的极大损失，也是我国宝贵储蓄资源的闲置。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宏观经济短期均衡，还是我国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经济政策都必须立足于我国目前投资与储蓄严重失衡的现实，通过标本兼治的办法去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为此，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扩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完善投资体制、提高投资效率应该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势。
关于国际收支：国际收支顺差的过早出现不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
记者：国际收支的高额“双顺差”也是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之一，您认为这一现象正常吗？是否需要引起警惕吗？
徐诺金：我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一方面是我国经济积极融入全球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我上面讲到的，我国宏观经济中的核心问题——储蓄大于投资的反映与体现，并由出口导向的政策推动的。国际收支顺差的过早出现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一系列问题，具体表现在：国际收支“双顺差”引起外汇储备持续积累，导致流动性过多，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加大；.国际收支“双顺差”意味着我国对实际资源的对外让渡，其暴露出的粗放的贸易增长方式以及体制和结构问题更让人堪忧；国际收支“双顺差”加剧了我国与相关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
高额顺差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一系列问题的同时，也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发展经济学关于国际收支的理论通常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双重缺口约束：一是实现目标经济增长率所需投资与国内储蓄之间的差距构成储蓄缺口；二是经济增长所需进口与出口能力之间的差距形成贸易缺口，双重缺口是经济发展的制约条件。利用国外储蓄和国外资本是克服双重缺口的基本途径。发展中国家正是通过资本流入利用外部储蓄以弥补国内储蓄不足，并用流入的资本为贸易缺口提供融资，因而国际收支结构通常呈现出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的特点。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结构也基本符合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设想。在经济起飞前和起飞阶段，国际收支结构总体上为“逆差+顺差”模式，即经常项目特别是贸易项目长期处于逆差，主要通过资本项下的顺差即对外借债和吸收外资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发展普遍受到外汇缺口的制约。从人均产出、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等角度衡量，我国当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却不符合有限逆差的一般国际规律，过早出现了高额顺差的现象，尤其是经常账户顺差，这实际上是将我国资源让渡给国外，而换回了巨额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投资渠道十分有限，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主要还是用来购买美国国债或部分公司债，相当于将当前国内消费或投资暂缓，借给外国使用，同时收益又因为汇率波动等原因无法得到保障。核心问题是，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并非投资过剩或者产能过剩，相反，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消费过低，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金融市场不完善，民间投资渠道不畅通，这些都需要加大国内投资予以解决。因此，过早的顺差超越了我国国情，将资本过早输出制约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应该采取措施，将资源真正运用到发展国内经济上来。
关于货币信贷投放：今年以来货币信贷的高速增长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记者：虽然近期贷款增速出现回落，但今年以来货币信贷快速增长的态势还是使一些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保持忧虑。对此，您又如何看？
徐诺金：其实，如果仔细分析今年以来货币信贷增长的结构性特点，就会发现货币信贷的高速增长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首先，从金融机构信贷大投放的动力来分析。第一，今年的货币信贷高增长是金融机构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号召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必要之举；第二，今年的信贷大投放具有去年信贷规模控制取消后的反弹性质，它反映了商业银行回归市场化经营的需要。
其次，从实体经济需要的货币流通总量这一角度来分析。根据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公式，经济体系中需要的货币数量由M=PQ/V决定，其中M为货币供应量，PQ是社会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货币价值，V为货币流通速度。货币主义的代表学者弗里德曼研究认为货币流通速度V一般比较稳定，这样在经济衰退时期，由于生产萎缩导致Q下降，因此经济体系中需要的货币总量也应相应下降；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则相反。但是我们对比一下今天的现实就会发现，货币流通速度V不但不稳定，而且呈现顺周期变化的特征，即在经济衰退时期显著下降，而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又会明显上升。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特点，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会出现不对称。因此，在经济衰退时期，一定要采取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的货币信贷投放才能填补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而带动的流动性不足。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刺激货币的增长，一方面可以通过流动性的释放防止经济出现过度萎缩；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政策信号的表达给市场正面信息。
当然，尽管今年以来货币信贷投放的高增长是必要的、合理的，但我们也必须同时看到贷款投放呈现不均匀性、新增贷款过分偏向政府项目、生产性企业贷款需求和投放仍显不足等问题，进而引导银行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提高信贷支持经济发展的质量。
徐诺金 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近年来致力于我国金融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诸多有影响的理论见解和政策主张。发表有关论文多篇，出版专著10余本，个人专著《回归恒等式——我国宏观经济均衡分析新范式》新近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