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作者:刘永刚 发布时间:2011年10月18日
曾经以敬业著称的债市敲钟人,如今却遭遇了广泛的斥责——一场由他们预警的危机,也成了他们的危机。一家评级公司仅靠一次信息发布就能葬送一家企业的前途,甚至是让一个国家经济近乎崩塌,这是为什么?
降!降!降!
“向别人肚子上猛击一拳”
看着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欧盟国家,大西洋岸边的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普和惠誉按照自己专业的水准轮番给他们开出了“药方”。
10月13日,标普宣布,将西班牙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一级,由“AA”下调至“AA-”,评级展望为负面。
10月7日,惠誉宣布,鉴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加剧,调降意大利及西班牙主权评级,评级展望均为负面。
惠誉此举将意大利长期外币和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IDR)从此前的AA-下调至A+,评级展望负面;将短期外币和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从F1+下调至F1。对此,惠誉表示,下调评级的原因是欧元区危机加剧,给金融和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从而削弱了意大利的主权风险状况。
同时,惠誉还意外调降了西班牙主权评级。惠誉将西班牙主权评级自“AA+”级下调至“AA-”级,评级展望亦为负面。惠誉指出,此举同样反映了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加剧对整个欧元区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同时由于西班牙经济增长前景趋于黯淡,该国巩固财政面临的风险也有所增加。而就在此8天前,惠誉刚刚下调了新西兰的主权信用评级,称该国的净外债在同级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
就在惠誉下调欧盟国家主权评级的同时,标普和穆迪将降级之手伸向了欧盟的金融机构。
10月11日,标普宣布下调西班牙10家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
10月7日,标普宣布将德克夏银行评级自“A”下调至“A-”。
据悉,这家比利时与法国合资的德克夏银行持有希腊国债38亿欧元之巨,信贷风险更是高达48亿欧元,成为第一家倒闭风险极大的欧洲民间金融机构。
标普表示,可能会对德克夏银行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再度降级或上调评级,这将取决于该行提出的重组计划能否奏效。
根据比利时政府10月4日针对德克夏银行集团所提出的援助计划,该银行实质上将被分拆,状况较佳的业务将被出售,而包括希腊和其他边缘国家国债等问题资产,将被转入由国家担保的银行,以保护银行存户和市政放款业务。
穆迪则一口气下调了12家英国金融机构的评级,导致伦敦银行类股10月8日下跌,在富时100指数中表现垫底。
穆迪在当天股市开盘几分钟前宣布,将苏格兰皇家银行的评级下调两档,从“AA3”下调至“A2”。在此之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已经部分国有化的苏格兰皇家银行恐怕需要新一轮救助。
同时,穆迪将莱斯银行的评级下调一档,从“AA3”调整为“A1”。穆迪认为,英国政府今后出手救助金融机构的可能性有所下降。
穆迪的对象并不单指英国。
10月7日,穆迪对9家葡萄牙银行的高级债务与存款评级下调一至两个等级,并将其中6家银行的独立评级下调一或两级,遭穆迪评级下调的6家葡萄牙银行是储蓄总行、商业银行、圣精银行、投资银行、桑坦德托塔银行和蒙特皮奥经济总行。
穆迪说,商业银行、圣精银行、投资银行的评级下调两档,分别降至B1、Ba3和Ba2。其他3家银行的评级被下调一档。储蓄总行的评级被下调至Ba2,桑坦德银行的子行托塔银行的评级从Baa3被下调至Ba1,蒙特皮奥银行的评级从Ba2被下调至Ba3。
据外电报道援引穆迪公司的降级理由指:疲软的经济前景、政府紧缩措施以及缺少进入批发融资市场的途径导致的流动性紧张,将使葡萄牙国内银行业资产质量进一步恶化。如果银行业补充资本且去杠杆化的计划能够成功,则将有助于市场对葡萄牙银行业信心的恢复。但穆迪认为这些计划在实施上仍面临较大的风险。
面对三大评级巨头的降级行为,欧盟各方随即做出强烈反应。葡萄牙总理科埃略指责说,葡萄牙政府正在全力满足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所有条件,穆迪的降级如同向别人肚子上“猛击一拳”。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对穆迪本次降级的时机选择和调降幅度提出质疑,称此举助长了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具有明显的“反欧洲”倾向。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也指责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是“寡头垄断”。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还呼吁要打破目前的评级垄断现状,寻求公平公正的评级。
面对来自欧盟的猛烈炮轰,评级机构的反应似乎很坦然。穆迪发言人表示,该机构一直致力于提供独立、客观的信用风险评估。标普也迅速回应说,标普所有的评级都是建立在一个独立、客观、全球统一的标准之上。
警报发布者的权利
“一旦摆脱法规层面对信用评级的依赖,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就会灰飞烟灭。”
虽然他们受到了各方的严厉质疑,虽然他们被称之为“魔鬼的化身”,但是,这并不能妨碍他们运用自己制定的规则来改变一家企业甚至一个国家的命运。
不管这个对象是安然还是雷曼,是美国还是希腊。
对于这样一种现实,《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说,“我们目前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评级毁灭一个国家。相信我,有时说不清楚,这两者谁的权力更大”。
所以,当人们回想起发生在2008年的那场金融灾难时,最初的印象仅停留在次贷危机,大多数人始终认为,危机的发生和包括雷曼等投行巨头的倒闭是因为它们的“贪婪”和“无知”造成的。
海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当世人开始反思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时,人们才惊奇地发现,穆迪、标普、惠誉在金融危机当中不仅没有起到预警的作用,反而成为现实版的“黑手教父”。在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前,许多即将违约的金融产品为评级机构欣然授予AAA级。一封被披露的穆迪公司员工邮件就反省道:“就好像我们为了收入将自己的灵魂出售给了魔鬼。”美国财政部报告指出:“在过去几年里,投资者过度依赖信用评级机构,但评级机构却经常不能准确描述被评级产品的风险。”
之后,他们的支持者开始倒戈。美国民主党说他们是阴谋扩张次贷市场,最终拖垮了经济;共和党同样也对这些评级机构缺乏好感。随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对其调查的不断深入,他们发现,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都存在违反内部程序的行为,并且未能避免利益冲突问题。美国监管机构认为,由于评级费用由债券承销商支付,评级越高越利于债券销售,评级费用也越高,而某些对次贷金融产品进行信用评级的工作人员竟然直接参与了和客户关于评级费用的商谈,这无疑将影响评级的独立性。
直到2011年8月5日晚间,标普剥夺美国AAA主权债信评级的消息一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这时,美国政府才似乎真正意识到,他们在30年前认可的这三家“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现在已经变得愈发强大且不能控制。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我们不需要一个评级机构来告诉我美国的情况。”
对于总统的表态,标普的回答也很干脆:“我们是客观的。”
纽约大学教授、信用评级机构研究者拉里·怀特说:“一旦摆脱法规层面对信用评级的依赖,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就会灰飞烟灭。”然而,这一提议并未让“三大”感到畏惧。穆迪和标普均表示,他们的评级报告“不需要法律力量的支持”。
话语权的诞生
很多市场人士愿意维持现状,如果没有了信用评级,投资者就不得不自己作信用分析。
在外界看来,评级机构之所以能够有如此的话语权是依赖于评级报告是否准确、科学。但事实上,真正的话语权来自于与国际金融界各类机构以及相关制度领域对评级机构报告的依赖度。
1841年,一位富商的儿子路易斯·塔潘在纽约创立了一家名为“商业征信所”的机构,这家机构为了能够给出一个客观的公司评级,通常会以相关公司发生的事件、传言,甚至根据老板的家庭情况以及性格最终得出一个分析。
这便是现代评级机构的前身。此后,随着工业化发展的不断迅猛,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让信用经济进入萌芽阶段。
经济史学家罗维纳·奥列加利奥在《信用文化》一书中写道:“信用成为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转要素,共同遵循的社会规则和文化具有自我强化的特点:越多的人依赖于信用,信用就越不可或缺。”
此后,由于美国大量发行国债、州债以及铁路债,投资者对债券统计信息与分析的需求激增,为商业信用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1849年,约翰·布拉斯特瑞特设立了另外一家商业信用评估机构;而路易斯·塔潘后来被罗伯特·邓接管,这两家机构在1933年合并成为著名的邓百氏评级公司,穆迪就是邓百氏旗下的一个子公司。1909年,约翰·穆迪开始对美国铁路债券进行评估,后来,公司的评级对象扩及公用事业、制造业与政府债券。
1860年,随着铁路业成为美国当时规模最大且资本最为密集的行业,亨利·瓦卢姆·普尔发表了一本名为《美国铁路与内河航运史》的书,并且开始从事铁路领域的数据整理,希望以这些数据作为基础,帮助投资者在铁路建设中作出更正确的金融决策。
近50年后,和普尔先生一样,另一名美国人卢瑟·李·布莱克意识到投资者对准确与集中的金融信息来源的迫切需求,于是成立了标准统计局。1941年,普尔出版公司和标准统计局合并,标准普尔公司从此诞生。
不同于上述两者,惠誉则是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中唯一的欧资国际评级商。其总部设在纽约和伦敦,在全球拥有40多个分支机构和1100多名研究员。从历史上看,惠誉也是相对最年轻的,1913年由约翰·惠誉创办。
三家公司成立初期,也是信用评级机构发展的初级阶段。那个时候,他们并未崭露头角。直到1975年,美国联邦证券法的出台促使美国证交会在证券监管中采取资信评级。
美国证交会开始运用取得“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资格的信用评级机构的证券评级来决定上市公司的净资本要求。标普、穆迪、惠誉均在当年取得资格。美国《工业组织评论》总编劳伦斯·怀特认为,“自此之后,实际上,这三大评级机构所给出的判断已具有了法律效应。”
此后的数十年中,评级机构开始了快速扩张。70年代,美国保险公司的监管者也开始要求保险公司也必须按照评级报告来投资债券。随后,评级机构开始对主权国家信用进行评级。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三大评级机构开始开展普遍的主权评级业务。
穆迪现在已经对100多个国家进行主权债务评级;对2万至3万个公司债进行评级;而结构性金融产品大概有十几万个。标普和穆迪相当,分别控制着40%左右的市场,惠誉掌握着14%左右的市场。
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显示,在全球所有参加信用评级的银行和公司中,穆迪涵盖了80%的银行和78%的公司,标普涵盖了37%的银行和66%的公司,惠誉涵盖了27%的银行和8%的公司。
到2000年底,国际信用评级市场上基本已是这三家评级机构的天下。更为重要的是,评级报告已经成为任何一个金融产品都必不可少的部分,每个在国际金融市场发行的证券类产品,都必须经过评级机构出具有效评级。
著名投资者朱尔斯·克罗尔在2010年成立了“克罗尔证券评级公司”,希望给投资者提供一种新的选择。然而克罗尔发现,投资者在购买股票之前,通常“要求”企业具有评级三巨头之一出具的评级。“这无疑说明,现行体制正不断巩固三大评级机构的地位。”可以说,美国政府为评级机构发放的“监管执照”造成了银行类金融机构对其的过度依赖。
全球金融机构对于评级机构的依赖性已深入骨髓,包括深受降级之苦的欧洲。美国货币管理局的大卫·威尔逊指出,最新的《巴塞尔协议Ⅲ》依然以信用评级作为信用信誉的评判标准。
更重要的是,投资者对于评级机构在心理上的依赖难以消除。评级公司Rapid Ratings(快评)首席执行官盖勒特表示,很多市场人士愿意维持现状,如果没有了信用评级,投资者就不得不自己作信用分析,“要是分析错了,他们没办法责怪那些该死的评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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