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逃回两难 北上广何以成为永远的心结

    “北上广”何以成为人们“永远的心结”

    文/甄颢

    “北上广”或许是他们心中永远的心结：欲走还留，纠结其中，离开之后又分外想念。一年前，他们无奈而又痛楚地离开了这些光芒万丈的大都市，有人称他们是“逃离北上广”;而今，他们中的一些人又从二线城市杀回来了，仍带着些无奈，还有那么一丝的痛楚，更多的是对梦想的坚持，对生活的期待。(2011年07月14日北京晚报)

    “北上广”作为一线城市，以巨大的魅力，吸引着大量年轻人前来创业，也成就了很多年轻人美丽的梦想。它魅力到底何在? 从报道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李涵说：“北京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郑州则是“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刘梅说：“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的。”从她们的言谈话语中，可以得出这样结论：在北上广，拼的是真才实学。在别处那拼的是“爹”，拼的是背景、关系、酒桌功夫等那些“诗外的功夫”。

    北上广的魅力光芒四射，不仅表现在工作机会多，工资待遇高，有个人充分的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那里有着一种适合竞争的公平合理的秩序，催人奋进的文化氛围，对个人才能和价值的充分重视。正因为如此，才吸引了众多各种各样的人才在这里云集，为这里的发展注入活力。尽管他们的生存压力巨大，但多干就能多得，心里干净舒畅，让人服劲。这种先进的文化氛围，才是两位主人公选择回归北上广的主要原因。这样良性的循环，才是这些城市具有吸引力的所在和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相反，在其他许多地方则存在着一些陈规陋习，笼罩着一些难以驱逐的阴影。这主要来自遗留下来的一些特权意识，来自一些旁门左道甚至是歪门邪道。一些人不劳而获坐收其利，另一些人辛苦忙碌劳而无功。这些东西，压抑着人们才能和创造力的发挥，阻碍着社会的发展。有人认为他们是逃避现实，去寻找心中的桃花源。其实他们是在寻求一种先进的人文环境。国人一向重视国情，但有些国情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也许正因为如此，京上广才人满为患，生活压力才如此巨大，让众多的人感到无奈。无奈之时，有人选择逃离，逃离之后又有人选择回归。文中报道的两位主人公，就是运行了这样的轨迹。

    记得前几天在网上看过一个新闻：亚特兰大公立学校178名教师和校长造假，提高学生考试成绩。这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成绩造假丑闻。全美10个州都把考试成绩作为评估教师的主要标准。其它州当中有些给予高分教师2.5万美元的奖金，同时罢免低分校长、甚至关闭整个学校。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改成绩只是教育体制中的小毛病。关键问题还在于“应试教育”。(美国中文网报道)因此可以明白，很多问题都出现在体制上。以前总以为只有国人会造假在造假，被很多人以为是天堂并且素质极高的美国，不是也在造假吗?造起假来不是一点也不逊色?

    可见，不用管中国还是外国，不管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体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决策者，要真想让自己的辖区兴旺发达，人民幸福，就应该研究一下社会管理，学学京上广的长处，创设一些先进的体制，创造一些适宜的环境，广泛吸引人才，花大力气研究让人才们能够施展才华的机制，为自己的辖区创造财富和辉煌。其实，谁拥有了人才，就有了发展的主导权。

    逃回北上广背后的“文化围城”

    单士兵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大多被用来诠释婚姻。婚姻是无限复杂悬疑的事，不过，婚姻也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不难想象，人生很多时候更难逃出“围城”困境。

    最近，年轻人“逃回北上广”的现象，就展示了人生“围城”的无奈。此前，很多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面对高昂的房价压力，面对无处不在的户口歧视，选择逃离北上广，回到家乡的二三线城市打拼。没想到的是，他们往往回到家乡后又无法适应城市间的巨大落差，在事业上往往会遭遇“拼爹失败”的挫折，最后被迫又返回北上广。

    在逃离与返回之间，年轻人那颗被折腾的心，始终不曾有幸福的安宁。到底何处才是安放人生的地方呢?在家乡“拼爹”，很难;复归北上广做“蚁族”，又很苦。来来往往，对故乡与远方来说，很多年轻人都是陌生人，没有心之安处。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人生，正面临着无处可逃的窘境。

    以市场公平的视角，是容易解释这种困境生成原因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这么多年，的确让北上广这样大城市为年轻人提供了相对公平发展空间。在这样的大城市，只要你有真本事，努力认真，真不至于混不到一口饭吃，而且很有机会走进向上流动的通道。这样的人生发展环境，在很多二三线城市，经常又是稀缺的。想想很多地方经常出现的“萝卜”招聘与“拼爹”游戏，很多年轻人一定会伤了“报效故乡”的心。

    不过，对于年轻人的逃离与复归，也不能仅仅围绕市场视角来算经济账。要我说，有些经济账算到最后，也只能是糊涂账。所有人生追求，说到底，也都是为了幸福。也许有人会说，有钱才有幸福，没钱哪来幸福?在金钱成为普遍信仰的今天，这话听上去绝对有道理。但是，谁又能否定，幸福本质是内心的一种情感文化体验?让很多已经习惯了大城市文化环境的人们回到落后封闭的故乡，纵然是在四角天空里整天锦衣玉食，恐怕他们的内心幸福指数也未必能高到哪里去。

    在今天，绝不要轻视文化对内心的穿透力。文化对人们的心灵占据的力量，现在经常被低估了。不妨就以“婚姻围城”为例，今天的离婚率持续走高，也绝不仅是利益原因。人与人之间的文化情趣偏差、文化价值溃散，其实才是让哪怕身边最近的人，心灵也容易发散到彼此无法聚拢之处的原因。面对人们之间的文化价值断裂，个体太无力了。人与人之间如此，由特定人群集聚的地域之间，也同样会形成巨大的文化环境差异。

    很多逃离北上广的人们回到家乡，觉得办事艰难，一些地方官员的市侩嘴脸让人难以接受。这当然可以以官场体制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待，但是，也不要绕开特定环境的文化。我以前在故乡那个小城市工作生活，发现很多工作都是要转移到晚上的酒桌、麻将桌以及洗浴中心来完成的。如果不能真正融入那种艳俗生活，也就无法具备那种环境需要的“工作能力”了。要融入这样的文化环境，没有特定人脉关系与资本铺垫，恰恰又是玩不转的。而在那样的二三线城市，能够提供的公共文化环境又是局促逼仄的，会让习惯大城市文化氛围的年轻人觉得很孤单。

    中国城市之间的最大差距，很可能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文化。很多人留守在一线城市，尽管遭受着经济压力，但是，文化却又能提供出一种无法替代的精神疗治。这种文化还不仅在于大城市拥有图书馆、博物馆等良好的公共文化场所，更多地在于这些城市里面聚合着大量拥有共同文化价值认同的人群。这一切，都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辐射，让人们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免于沉陷在精神荒漠之中。现代公民是理性经济人，但也需要呼吸文化源头活水而生存。而面对“文化围城”，无数年轻人只能在逃离与复归中困顿焦虑。

    “逃离”与“逃回”两难

    “逃离”与“逃回”两难

    郭立场

    一个社会的进步要体现在社会个体物质利益实现的程度上。农民工问题、低收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就业难问题、平等问题、歧视问题……很多问题都源于财富分配的不均，而财富流向过于集中到不该集中的地方，则是这些问题的根源。

    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是以中小城市发展为导向的。当前最重要的是解决产业布局问题、产业结构问题、产业调整问题，让资源分配更加合理。唯有这样，“逃离北上广”才会意味着幸福回归。

    “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或许是他们心中永远的心结：欲走还留，纠结其中，离开之后又分外想念。一年前，他们无奈而又痛楚地离开了这些光芒万丈的大都市，有人称他们是“逃离北上广”;而今，他们中的一些人又从二线城市杀回来了，仍带着些无奈，还有那么一丝的痛楚，更多的是对梦想的坚持，对生活的期待。

    “北上广”的“逃离”和“逃回”在网络论坛上也引起了网友热议。一位网友说，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是以中小城市发展为导向的。当前最重要的是解决产业布局问题、产业结构问题、产业调整问题，让资源分配更加合理。唯有这样，“逃离北上广”才会意味着幸福回归。更有网友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赞同“逃回北上广”资源分配与体制问题是阻碍他们回老家去的两大绊脚石，“曾记得有一年回家办事，那帮拿着纳税人钱的家伙，上班时间在办公室打牌，问个事也不理。这种地方如何能治理好?如何吸引资本来投资?又让我如何从大都市撤离?”这个帖子也引起大家共鸣：“中小城市的生活成本其实并不低，别看物价低，办个厂天天有人来你这儿整点油水。一线城市相对来说给人一种公平的感觉，大家做事一般都能按规定办事，而在小地方办个屁大点的事都要托关系走后门还要送礼。”

    事实上，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乡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定居意愿和能力上也有着明显的分化。尽管年轻的流动人口确实呈现出强烈的定居城市的意愿，但这只是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的因素之一，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状况、就业类型和稳定性、家庭收入、户籍状况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类型都影响到其在流入地城市定居的意愿和能力。有学者认为，要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除了随着城市的资本积累而不断地增加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为根本的是必须改变城市单方面地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政策这一现状。

    一个社会的进步要体现在社会个体物质利益实现的程度上。农民工问题、低收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就业难问题、平等问题、歧视问题……很多问题都源于财富分配的不均，而财富流向过于集中到不该集中的地方，则是这些问题的根源。尽管几乎世界各地都存在成功的压力，但专家认为，在中国成功的压力更大，因为中国人认为，中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比其它国家晚，因此必须补回失去的时间。在中国看来，在经济上赶上日本和韩国等富裕邻国可以使其“重新获得”应有的国际地位。笔者想说的是，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这是发展中的一种正常“病”，就应该正视，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以减少由此而可能引发的不良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如果流动人口对农村社会的适应存在诸多障碍，而城市社会又不能接纳他们，我们依靠农村的城市化来解决农民工问题则任重而道远。这就要充分估计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的困难，采取更加综合的措施解决他们的问题。农民工融入流入地社会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也不仅限于有形或无形的户籍墙，还要克服其自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不足等方面的困难。不难看出，年龄和代际的差异只是农民工分化的一个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在融入城市能力和意愿上的差异也必须引起重视。

    农民工自身开始扭转这一不合时宜的生活定式，为了在城市定居越来越愿意为自己花钱，倾向于将命运乃至归宿和城市而非农村故乡相联系。他们更乐于将积蓄用来给子女在城里读书，更乐于将积蓄用来在城里按揭买商品房，更乐于在衣、食、住、用、行等各方面向城里人看齐。这种转变，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农民工及其家庭，更是整个社会的结构和国家的面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