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困境：同美国竞争国际安全市场

美国是冷战后单极体系中的唯一一极，在所有领域都拥有史无先例的巨大实力优势，却似乎仍然对安全现状强烈不满：不断加强和扩大军事同盟体系，推进导弹防御计划。

而处于美国军事同盟体系之外的中俄等崛起国（或潜在崛起国），却似乎对自己的安全现状比较满意，以至于面对美国的战略压缩，始终没有建立针对性的军事同盟。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实力地位如此优越的美国反而会对现状如此不满，而又为什么中俄这样不断遭到压制的崛起国反而会甘于现状？为什么冷战后对一家独大的美国缺乏制衡呢？

最主流的解释认为，单极结构下，美国与一般大国的实力差距非常悬殊，从而形成了很高的制衡“门槛”。但问题是，实力差距悬殊，弱势一方就会因此而置自己的生存安全于不顾了吗？

历史上许多案例都说明，即使在实力差距异常悬殊的情况下，弱势一方仍然会做出积极的努力制衡强势一方。例如战国后期，自齐国于公元前284年败于反齐联军后，秦国就确立了单极霸权。但直至公元前247年和241年，依然接连出现了合纵联盟。又如在二战刚结束美国尚未对西欧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英法等5个与苏联实力有着等级差距的西欧国家于1948年3月毅然建立“西方联盟”，以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

美国不断加强军事同盟，是不是出于对未来损失的考虑，因而才会在当下抢先采取行动呢？如果美国真是如此，那么问题是，这条损失厌恶原理应该适用于所有行为体。为什么中国俄罗斯这些想崛起的大国就不担心自己未来的损失呢？它们难道没有考虑到，如果现在不积极采取行动而任由美国打压，那么未来实现崛起的成本和难度都会更高？

总之，现有的这些可能的解释，都难以完满地解释冷战后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战略互动。

“大国无战争”时代

我认为，国际政治在近几十年里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大约自1945年起，大国与大国之间很难再有战争，特别是不再会有全面战争。

如果1950年刚刚建国百废待兴的中国和1962年的印度勉强能被视作大国的话，那么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国际体系内至多也不过发生过两次大国间战争——朝鲜战争和中印边境冲突。

一项统计研究显示，1816~1945年，大国间由冲突升级为战争的概率为0.346。1946~1992年这一概率骤降至0.077。1816~1945年，所有国家间冲突升级为战争的概率为0.296，1946~1992年这一概率降为0.089。这一结果突显了1945年之后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困难。

不仅回顾历史如此，而且展望未来，我们甚至也看不到大国间爆发全面战争的任何可能性。

大国无战争，从根本上是国际政治进化的结果，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最重要的催化剂和直接原因是1945年核武器的出现，而经济联系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辅助作用。

我们不妨将1945年以后的时代称为大国无战争时代，而将此前的时代称为战争频发时代。

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获取国际影响力的最主要的途径，已经由武力和武力胁迫，变为了利益交换。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要想获取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就需要尽可能多地为其他国家提供好处，以此换取其他国家对自己的支持。

国际安全市场上的寡头竞争

霸权国和崛起国以利益交换的方式争夺利益和地位，与微观经济世界中寡头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相似。

对于某一市场中的寡头企业而言，谁的商品能够拥有更大的市场占有率（市场份额），谁就对市场拥有更大的控制能力，谁就能在寡头竞争中占据优势。如果某个寡头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足够大，那么它甚至有可能将其他的寡头企业挤出该市场，从而形成垄断。因此，寡头企业总是会寻找一切机会，尽可能地扩大其市场份额，同时挤占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

第一种情况是，市场中同时出现了两个寡头企业。这两个寡头企业都想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它们的选择都是，尽可能扩大生产，从而占据尽可能多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企业都不敢做太多的等待和观望，因为一旦自己行动迟缓而对手行动迅速，那么对手就有机会抢先占据更多的市场，自己再想参与竞争就会陷入被动。因此，这两个寡头企业会同时扩大产量，直到两个企业的产量相等并且等于一个定值时，两个企业才会满足于现状，停止扩大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