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通胀之忧需继续保持政策调控力度

    信贷调控的关键不能只集中于信贷规模的限制与缩紧，而是要灵活搭配不同指标和政策进行调控。同时还要灵活管理资本流出，便于境内机构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境外投资，缓解流动性过剩的压力，挤压资本市场泡沫，降低国内通胀压力。

    在中国经济受到通胀压力困扰的今天，每个月发布的所有经济金融数据中，各方最为关注不外乎CPI、M2和当月新增贷款。5月11日，这３个数据按时出炉：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5.3%；4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5.3%；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7396亿元。

    从数据看，当前居民所承受的通胀压力并没有减弱，4月份CPI同比涨5.3%，仅比3月份的5.4%下降了0.１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抑制通胀压力仍然不容乐观，中央政府管理通胀的难度依然很大。

    在“刺眼”的数据中，通胀成为经济生活中的首要问题，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和政府调控的重点。然而，政策目标决定了中央政府不会放任通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已提出，要将全年CPI控制在4%。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从月度数据看，在翘尾因素逐渐减弱的情况下，3月份CPI仍然走高，4月份仍保持在5.3%，虽然环比降了0.1个百分点，但仍处高位。不过，一季度9.7%的经济增速远远高于全年8%的增长目标，更高于7%的“十二五”长期规划，经济增速的相对稳定将会坚定中央政府治理通胀的决心。

    “4月份货币信贷增速平稳，M2回归16%之内的调控目标区，CPI5.3%呈高位趋稳、回落之势，都表明稳健货币政策的效果正在显现。本轮通胀有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在里面。此番流动性泛滥更多的是源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天量信贷投放负面效应的集中体现。因此，本轮通胀更像弗里德曼所说的‘货币现象’。”郭田勇表示。

    我们看到，温家宝总理此前提出，要“消除通货膨胀中的货币因素”。而今年以来，央行４调存款准备金率和２次加息均表明了中央政府决心治理通胀的鲜明态度。

    在目前通胀压力成为经济生活中首要问题的背景下，相对紧缩的政策基调不应放松，未来的调控方向在于调节流动性以稳定物价。对此，郭田勇告诉记者：“由于目前助推通胀的各类内生因素并未消除，因此稳健货币政策的基调仍需保持。在调控工具的选择上，数量型工具仍会继续使用，同时我们还要争取消除通胀中的货币因素，把货币供给相对控制更紧一些。有了这种指导思路，我们就没有必要拘泥于前期存款准备金率是不是一定要达到23%或25%这个线的问题。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是，现在整个货币供应量到底是多还是少，以这个为出发点，来判断存款准备金率是不是要进一步往上调。”

    他进一步表示，央行可考虑更多的使用价格型工具。一些观点认为加息会吸引“热钱”流入，但在我国资本项目存在管制的情况下，“热钱”流入仍然处于可控范围。而且加息能有效的降低负利率，对管理通胀预期有非常良好的效果。此外，货币从紧能减少大量资金流向资金回报率低的产能过剩企业和政府投资项目，而中小企业、高科技新兴产业能承受更高资金成本且代表结构调整方向。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保持高速稳定，而“十二五”规划中增长目标的下调，也给货币政策留下了更大的调控空间。

    也有专家表示，总需求的回落、流动性的良好控制和农产品价格的回落是中国通胀预期能得到较好控制的三个条件。然而，从目前情况来看，外部不确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国内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与节奏，这些外部冲击事实上使宏观紧缩在操作中预留了缓冲空间。叠加的外部影响导致通胀水平回落不及预期的现象，必然导致控制通胀的政策紧缩期延长进入“加时赛”。

    此外，郭田勇还表示，要灵活调控信贷投放。他认为，信贷调控的关键不能只集中于信贷规模的限制与缩紧，而是要灵活搭配不同指标和政策进行调控。同时还要灵活管理资本流出，深化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机制，便于境内机构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境外投资，推进人民币“走出去”进程，缓解流动性过剩的压力，挤压资本市场泡沫，降低国内通胀压力。同时，还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与银行间接融资相比，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没有货币派生和货币创造功能，不会导致M2增长，在满足资金要求的同时又不会加大通胀压力。

    目前来看，尽管经济总体运行平稳，但仍掩盖不了物价上涨所带来的通胀之忧，因此，控制通胀将是当前货币政策调控以及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消除通胀之忧，不仅要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要运用政策调控的灵活性，审时度势，有针对性地缓解通胀压力，并有效地保持经济增长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