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近日，中国金融学会在京举办“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有关问题”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后几年是推进资本项下可兑换的难得机遇期，我国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应在有效防范跨境资金异常流动风险的前提下，加强顶层设计，提前部署，加快步伐，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

    程度提高

    据有关部门评估，截至去年底，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2008年）》中资本项下交易的分类标准（共7大类40个子项），人民币资本项下实现部分可兑换及以上的项下合计30项，占全部资本项下交易的75％。专家们认为，近些年我国资本项下可兑换程度有很大提高，部分资本项下的实际开放程度甚至超过了基于法律框架的可兑换评估程度，如境内个人境外投资房地产的交易项下虽未开放，但客观上已经存在。

    与会专家也表示，尽管我国在推进资本项下可兑换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离实现资本项下可兑换还有相当差距，特别是证券投资、居民个人投资等重要领域的开放远远不够。

    利大于弊

    众所周知，资本项下可兑换的利弊比较是动态变化的，因此专家认为，需要转变思维方式，从市场经济的视角全面客观分析。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努力推进并实现资本项下可兑换对我国利大于弊，有利于更好地应对通货膨胀、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高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国际话语权、增进人民福祉。

    而如果从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出发，对资本项下进行较严格管制，我国经济增长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制约，并付出巨大代价。

    中投公司副总经理谢平认为，实现资本项下可兑换，可能是我国金融改革的一个新制度变量，对今后１０年中国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起很大作用。资本项下可兑换有利于促进国内金融业和企业自主运用各种风险管理技术，进行风险管理，政府不应越俎代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等专家指出，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管制越来越难，不如干脆部分放开，变暗为明。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教授认为，资本项下可兑换是中国更深层次融入全球化的制度基础,能促使中国经济运行发生变化，达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效果。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指出，资本项下可兑换和人民币“走出去”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应同步推进。另外，如果本币不能自由兑换，就谈不上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研究员认为，这些年人们对资本项下可兑换的风险看得较重，但如果迟迟不推进，上海金融中心建设难起步，人民币境外接受程度会大打折扣，企业国际化经营难有进展，最终将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机遇期来临

    参加研讨会的专家们一致认为，目前我国实现资本项下可兑换的条件基本具备，今后几年是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的机遇期。

    这些条件包括：国有企业和银行改革的突破性进展，为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提供了基础；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全球金融调整，为加快资本项下可兑换提供了时间窗口；我国巨大的出口和雄厚的外汇储备为资本项下可兑换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有利于凝聚资本项下可兑换的共识。总体上看，当前我国的条件比俄罗斯，甚至日本等许多国家宣布可兑换时要好得多。“通常认为所谓资本项下可兑换需要四大条件，即宏观经济稳定、金融监管完善、外汇储备较充足、金融机构稳健，我国目前都已满足。”谢平指出。

    专家普遍认为，资本项下可兑换的一些条件具有内生性，有些暂不具备的条件可在开放过程中逐步成熟，不必等到所有条件都具备才去推动人民币可兑换。有专家表示：“金融体系稳健、金融监管和国内资本市场深化等条件是动态的、相对的，资本项下逐步开放可能更有利于促进国内资本市场深化。”

    重点突破

    关于如何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专家们认为，应当明确资本项下可兑换的内涵，抓住重点突破口，在未来一段时期加大推进力度。丁志杰认为，可以先实现资本项下基本可兑换，将其作为最终实现资本项下可兑换的过渡路径。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帆等专家提出，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是一个系统工程，可参照其他国家的经验，设立时间表和路线图，一方面可提高透明度，集思广益，另一方面可为国内有关制度法规的建立和修订预留出充裕的时间。隆国强认为，可以在某一个时点上先宣布资本项下可兑换，渐进推进，风险不大的项下可提前放开。

    何为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的重点突破口，谢平认为，按照一些国家的经验，简单规则是“先开放长期资本项下，后放开短期项下；先放开直接投资，后放开证券投资；先债券，后股票，再衍生产品；先机构，后个人；先小额，再大额”。沈建光认为，下一阶段资本项下自由化的重点在于证券投资。丁志杰则认为，当前开放的重点是优化我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把资本市场开放放在最后。何帆和连平提出，应当处理好资本流入与流出的关系，在放开一些管制的同时，也要加强资本管制缺位部分的管理。

    路径探索

    对于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中存在风险的担心，专家们认为，资本项下可兑换是有“弹性”的，不等于完全放开，仍可通过审慎监管和临时性资本管制等手段加以管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资本项下可兑换没有明确标准，即使已经宣布实现资本项下可兑换的国家，也对跨境直接投资、不动产投资和证券投资有不同程度的限制。

    专家指出，在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时，可从三方面对跨境交易和资本流动加以管理，一是从宏观审慎的角度管控风险较大的资本交易；二是加强监控涉嫌洗钱、恐怖融资、避税天堂等违法活动的异常跨境资金流动；三是针对资本流动保留和采取风险比例管理、资质管理等措施，在出现资本冲击的情况下还可采取应急性管制措施。这些都不影响货币的可兑换性。

    沈建光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只要做好审慎管理，可望实现资本项下的平稳开放。针对实现资本项下可兑换后，可能出现的短期资本流动冲击风险，谢平等认为，可以实施临时性监管，如引入托宾税或其他对冲工具。近期，IMF对资本管制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认可新兴市场国家通过资本管制应对激增的资本流动。黄益平认为，还应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提高金融机构稳健性。丁志杰强调，应考虑人民币“走出去”与可兑换协调推进。

    总之，在加快推进资本项下可兑换过程中，我国还有很多“家庭作业”要做，包括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深化银行改革、提升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高资本流动监测能力、加强部门间协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