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并未改过自新

　　关于英国的银行，有些事情需要讲一讲。它们仍然对英国的长期稳定与繁荣构成了严重威胁。它们赚取的利润以及向高管支付的巨额奖金，都有赖于这样一个事实：纳税人承担着风险。于是，对公众的补贴变成了私人的利润。

　　再加上银行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如今银行家们还不如二手车经销商和记者受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银行亏损的国有化使大多数英国家庭的生活水平面临上世纪20年代以来最大幅度的下滑。但银行的回应却是，重新开始向高管和交易员发放巨额报酬。

　　英国央行(BoE)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说得很到位。他指出，英国还没有解决银行“太重要而不能倒”的问题。银行家们可以拿纳税人的资金去赌博，这种道德风险造成了不计后果的冒险行为和过高的高管薪酬。按照金出于常识的判断，一些公司不允许倒闭的观点“在市场经济中应当没有立足之地”。

　　英国的政治家大多对此心知肚明。他们知道，要想轻松赢得公众的赞誉，没有什么能比承诺严惩金融机构更有把握。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已经在向英国各银行每年征税25亿英镑。如果他把这个数字加上一倍或两倍，准能赢得更大声的欢呼。

　　就银行家来说，他们似乎下定决心要给批评人士更多的借口。于是，巴克莱(Barclays)首席执行官、自封的银行界代表鲍勃·戴蒙德(Bob Diamond)几个月前宣布，为金融危机而悔恨日子结束了。

　　同样，戴蒙德也不认为重新发放高额奖金有什么错。恰恰相反，他一直在鼓励巴克莱员工多冒险，以便获得高额奖金。一位了解戴蒙德想法的员工向《金融时报》记者帕特里克·詹金斯(Patrick Jenkins)表示，“我们（巴克莱）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冒险不足。 ”看起来，巴克莱在“太重要而不能倒掉”的理由下获得的公共补贴，似乎应该更多地拿去冒险。

　　不过，这位巴克莱首席执行官并不愚蠢。我的猜测是，他判定，虽然国会里的严惩之声甚嚣尘上，但银行界已经顺利脱险。政治家虽不吝批评之辞，但更不愿意接受激进的监管改革，以达到金对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设定的标准。

　　原因很简单：就像彻底改革从长远来看有利于英国经济一样，内阁部长们担心的是可能的短期成本。如果英国的改革步伐超前于其他国家，伦敦可能会丧失部分竞争优势。

　　举例来说，戴蒙德一直威胁要将银行总部迁出英国。他可能是在虚张声势，即便巴克莱真地撤离，英国会受多大影响还远未明朗。不过，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领导的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可不打算冒险。

　　眼下形势十分严峻。在奥斯本财政紧缩的压力下，英国经济已出现滞涨。也许不久之后，金就不得不提高利率，以抗击失控的通胀。金融服务业在英国经济中占据了很高的比重，目前不应该打击民众对伦敦金融城的信心。

　　因此，联合政府一直在寻找中间路线——一套既能提高银行的安全性、取悦选民，又不会损害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措施。这样一个折衷方案，还能缓和联合政府中自由民主党鹰派和保守党鸽派之间的紧张关系。

　　现在看来，约翰·维克斯爵士(Sir John Vickers)领导的银行业独立委员会开出的是对症的药方。该委员会的中期报告所做的分析无可挑剔。国家为零售银行提供的担保，为投资银行的赌博提供了廉价资金。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主席特纳勋爵(Lord Turner)的描述可谓恰如其分。他认为，这种活动大多“对社会没用”。如果情况变糟，国家埋单；如果没有，银行获利。

　　银行业独立委员会提出的对策之一是，建议银行持有更多资本，以减少隐性的国家补贴，提高银行对冲击的适应能力。它希望在公用事业与赌博性的银行业务之间筑起防火墙，并要求银行持有更多“可以吸收亏损的债务”。这一切听起来都非常有道理。

　　不过，该委员会对自身诊断的智力逻辑也有所迟疑。英国需要的是零售银行和投行业务的正式分离。这样一来，银行业中为社会所不可或缺的那部分业务就可以由纳税人提供担保，赌徒们则只能用自己的钱去冒险。按照这些原则分离业务虽不能消除所有风险，却是向实现这一目标迈出重要的一步。

　　不过，相比于更广泛的国家利益，约翰爵士似乎更热衷于政治上的便利。尽管报告中的建议相当温和，但银行家们肯定会提出抗议。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受到操纵的市场上收取丰厚的租金。你已经能听到唐宁街宽慰的叹气声和巴克莱董事会会议室的碰杯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