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当适时渐进调整

越来越多专家学者建议，在中国的部分省市，人口生育政策应该进行局部调整。从“双独二胎”到“单独二胎”，试点工作有可能在一些地方推出。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由极度严厉到有所松动，改变的不只是人口问题本身，背后更有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化。

人口计生部门官员一直在不断表态，“十二五”期间，生育政策的主基调不会改变，即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但同时，“十二五”规划中也表示，要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如何理解“完善政策”？近几年来，人口政策已经开始由单一的人口控制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型，即统筹解决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迁移和安全问题。这当中，自然涉及大量的政策完善问题。同时，从管理角度看，以行政控制手段为主转向综合治理人口问题，也是一种转型。

人们现在最关心的，是生育政策究竟该如何“完善”？生育政策的调整，关乎千家万户，此议题关注度之高，可想而知。应该说，人口生育政策可能在少数省市的微调，乃是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要求。

计划生育国策的发端，始于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此后31年，以及在未来的若干年中，生育国策难有重大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生育政策即是一成不变的。

可以看到，从最早强调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到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再过渡到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再过渡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这反映了高层对中国人口基本态势的观点在不断变化。特别是在东部一些省市，由于严厉控制生育人口的依据渐渐消失，不少学者开始呼吁生育政策转型，持激进观点者甚至希望“十二五”期间即能有重大转变。

显然，生育控制政策，无法独立于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自行演进。稳妥的做法，宜选择低生育率的若干省市进行试点，推动生育政策的适时、渐进调整。而从时间节点看，当下已是合适时机。所谓早准备、早试点，抓住主动权，可以赢得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契机。

影响生育政策的最大变量，是一些地方经过多年的生育控制之后，人口生育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如上海近年来已降到0.7~0.9。昨天上海举行的相关人口会议上也透露，上海全市户籍人口中的青少年人口比重严重偏低，2009年为116.8万人，所占比重仅为8.3％。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并存，年龄结构失衡。

事实上，生育率降低并非仅仅是发生在上海的孤立现象。根据经济学者左学金的研究，我国城市地区的生育率已经普遍降低到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总人口的生育率也已降低到1.3~1.8。低生育率将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且深远的影响。

过低生育率不只是一个人口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在经济意义上，低生育率与劳动力供给、产业发展等密切相关。人口红利的源头，是数量巨大的人口本身。当一个地区年龄结构失衡，“少子化”现象凸显时，生育政策必须要有适时的配套调整。

同时，中国未来的增长动力越来越强调内需。而要认识到的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很有可能与消费需求不足联系在一起。过于严厉的生育控制政策，若不能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适时调整，恐怕就意味着减少终端消费。

过低生育率也将带来新的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并存的背后，是养老成本的不断攀升，也会对社会保障体制的财务可持续性造成影响。当下社保的困境众所周知，如果过低生育率注定是一个长期现象，则必将对公共财政在社保方面的支出提出严峻考验。

由此可见，一个地方过低的生育意愿与过低的生育率，将会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甚至是严重的负面影响。基于人口政策调整必须具备的前瞻性，决策者在此问题上既要慎重，也要果敢。

当然，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比之多数东部地区，低生育水平反弹的压力相对大。这也说明，生育控制政策的适度放松，不能一刀切，须先在合适地方试点，再渐进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