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存款准备金率这样调不行

    3月25日，央行如期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截至目前，央行已在年内连续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再结合2010年，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率已达9次，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前所未有的20%。

　　高企的存款准备金率，引起了市场热议，其中不乏质疑的声音。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表示：我国央行喜欢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而非加息，其深层含义是将加剧国进民退。因为这样的后果是：实际利率为负，贷款很便宜；准备金收紧又导致贷款供应很稀缺。谁能拿到又便宜又稀缺的资源？当然是央企和国企。同时因为实际利率为负，公众资产进一步被掠夺。

　　类似的观点，其实在去年12月份时，陈志武就表达过，当时存款准备金率就已高达18.5%。20%的存款准备金率，在国际上更是少见。中国社科院专家张明，近期也在《上海证券报》撰文提醒，“数量手段的频繁使用可能加剧国进民退。”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在2009年实施了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货币政策开始向中性水平回归。2009年至今，中国政府已经连续9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连续3次加息，人民币年新增信贷规模由2009年的9.6万亿元下降至2010年的8.0万亿元。然而市场流动性依然偏松。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体内的广义货币已达73万亿元，已是中国GDP总量的1.82倍。特别是2010年下半年以来，CPI指数屡创新高，通胀压力日益凸显。

　　调存准与加息，是央行手中的两张王牌，前者谓之数量手段，后者谓之价格手段。在目前形势下，打哪张“牌”，确实颇费思量。

　　长期以来，央行对使用加息手段抑制流动性的选择都颇为谨慎，原因不在乎于担心人民币汇率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以及因所谓国际热钱涌入而导致的输入性通胀。不能说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但至少在中国，这种情况长期以来被夸大了。

　　根据经济学家刘煜辉的研究，宏观决策者之所以不愿意加息，并非不清楚早已“负利率”的事实。“而是中国地方政府经过过去一年高歌猛进的投资冲动，早已债台高筑，加息一个点，地方政府每年将为此多付出1000亿元利息。”更明白地说，加息虽然有利于改变“负利率”的现状(目前三年期人民币存款年利率为4.50%，2月份CPI则为4.9%)，在回收流动性的效果上更明显，但由于会损害地方政府和银行的利益，所以对它的使用，便越发“悭吝”。

　　相比之下，调存准就没有那么多顾虑，顶多会牺牲一些中小银行的利益。由于吸纳存款能力不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已经使得中小银行面临资金匮乏的境地，中小银行不得不依赖银行间市场进行拆借，而拆借利率的提高将压缩中小银行的利差收入。考虑到中小银行很大程度上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那么央行对数量手段的偏爱将会挤压中小企业获得间接融资的能力，最终加剧国进民退。

　　道理很简单，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并没有改变资金的成本，但会减少信贷资金的供应量。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信贷将越发成为“唐僧肉”，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争夺将白热化，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获得贷款将会更加艰难——不过这些，都已经与宏观决策者无关了。

    近些年来，尽管在名义上，各大金融机构都表示要重点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但观察者会发现，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贷款难的情况，并没有获得有效缓解，民间借贷市场依然活跃。这种情况，即使在信贷规模空前的2009年，亦无多大改变。

　　对于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市场早已习惯乃至麻木。而且当前，市场已经形成了“存款准备金率将继续上调”的心理预期，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到年底存款准备金率将达到23%甚至更高。但问题在于，在长期的“负利率”和疯狂的银行信贷造成的汹涌流动性面前，通常被成熟市场经济体视为“巨斧”的存款准备金率，在中国却“钝失锋芒”。控制流动性泛滥源头，显然加息和升值更重要。

　　当然事实上，无论数量手段还是价格手段，都各有一定的利弊，对二者的选择，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但须注意的是，政府宏观经济的决策，要权衡利弊，更要兼顾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曾表示，目前不存在所谓“国进民退”的问题，就此而言，对于可能引发国进民退现象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应该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