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构建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

完善金融调控机制 服务发展方式转变

着力构建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

访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

    “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这句话已经不仅仅是“建议”了，而是已经成为正式的国家规划，从执政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在3月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这句话写入了第四十八章的第三节“完善金融调控机制”中。作为全面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更好地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服务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其构建过程中面临怎样的问题与选择？为此，记者采访了商务部研究院的梅新育博士。

    记者：着力构建这一制度框架的现实意义有哪些？

    梅新育：微观层次上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羊群行为、道德风险等特征最终在宏观层次上形成了金融体系的顺周期特性，在景气时期过度乐观而盲目扩张，在萧条时又过度悲观而纷纷退场，从而加剧市场的波动性。经过2008年以来由次贷危机发展而成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至少就主要经济体而言，构建逆周期金融监管体系以降低市场波动性，已成为共识和发展潮流。

    记者：就在中国商业性金融体系中占据至关重要地位的银行业监管而言，逆周期金融监管体系主要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梅新育：我认为逆周期金融监管体系主要应该包括以下6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资本充足率。为了降低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资本监管要求应随着经济步入周期的不同阶段应时而变。即在景气阶段收紧资本监管要求以抑制信贷扩张冲动，并积累较多资本以备未来萧条阶段之需；在萧条阶段放松资本监管要求以扭转信贷紧缩趋势，刺激经济止跌回升。调整资本监管要求不仅仅限于资本充足率这样的数量指标，也包括质量要求，即在景气时期，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中核心资本占比应较高；在萧条阶段可以允许商业银行更多地依赖附属资本来补足资本。

    第二，不良贷款率。在景气时期设定较低的不良贷款率监管指标以抑制信贷扩张，在萧条阶段则提高该项指标以刺激放贷。

    第三，动态拨备覆盖率。在顺周期监管体制下，贷款损失拨备依据贷款实际发生的损失计提，景气时期贷款质量较高，贷款损失拨备计提水平较低，不利于积累贷款损失准备；到了萧条阶段，贷款质量恶化，需计提较多贷款损失准备，但此时银行财务状况已经恶化，无力计提较多贷款损失准备。加之银行在景气阶段没有积累足够的贷款损失准备，此时便常常无力弥补贷款质量下降形成的损失。而在逆周期监管体系下，景气阶段提高对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萧条阶段适当降低此项要求，使商业银行在景气阶段计提的较多资金可以用于萧条阶段弥补贷款损失，从而达到“以丰补歉”之效。

    第四，流动性比率。流动性比率的逆周期监管是指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对商业银行实施差别化和动态化的流动性监管。即在挤兑风险较低的景气阶段适度降低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监管要求，让商业银行拥有更多资金投入经营；在萧条阶段要求商业银行持有较高流动性比率，保持充分的流动性，以便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挤兑风险。

    第五，混业经营。在景气阶段严格控制商业银行混业经营，防范金融风险在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相互转移，不断积累；在萧条阶段则可以允许金融混业经营，推动商业银行的收入来源多元化，降低萧条阶段的金融机构倒闭。同时，在任何时期都必须加强对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并表监管。

    第六，薪酬激励机制。巨额不良资产得以形成，很大一部分源于金融机构员工的道德风险；而他们的道德风险又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衡的薪酬激励机制所激发的，具体说来就是员工“负盈不负亏”。项目盈利时员工可以获得高收入，项目亏损时员工却不用承担赔偿责任。加之贷款放出到风险暴露有一个时间差，届时当初具体承办的员工可能已经提拔或调走，甚至已经跳槽，可以推卸责任，这种道德风险就更加突出。从上世纪70年代西方金融机构大肆向发展中国家放款，最终以上世纪80年代席卷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而告终，到余波未尽的次贷危机，我们都看到了金融机构薪酬机制失衡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及其后果。有鉴于此，逆周期激励监管机制要求商业银行建立动态的、持续的、跨周期的业绩考核和薪酬制度，平滑经济周期对银行员工薪酬的影响，协调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薪酬激励监管重点是在商业银行薪酬制度安排中引入风险抵扣机制、风险延期机制和风险支付机制。

    记者：当前构建这一制度框架所面临最难的问题在哪里？

    梅新育：逆周期金融监管体系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人类社会力图平抑经济周期性波动所作出努力的新发展。周期性波动是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克服的痼疾，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彻底终结了自由放任体制，无论弗里德曼之辈及其信徒如何美化自由放任，如何呼吁回到自由放任时代，自由放任体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与本质上属于事后反应的相机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相比，财政自动稳定器和逆周期金融监管体系因属于事前防范而有其优越性。由于周期性经济危机必定表现为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最大限度降低金融体系和市场的波动性也就成了降低经济波动性的关键所在。由于中国在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为全世界大国之中最佳，这两年经济过热现象日益明显，信贷超高速扩张，中国金融业急转直下的风险正在积累，因此作出防范的必要性、紧迫性也相应与日俱增。

    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监管体系，最大的难点是利益集团掣肘，因为这种监管体系在景气时期构成了妨碍他们最大限度牟利的紧箍咒，他们必定会尽力狙击。而由于掌握了较为强大的财力资源，他们开展政治游说的能力在各行各业中是“出类拔萃”的。于是乎，我们回顾历史，就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一次次重演：每次危机发生后都有人呼吁加强监管，一旦危机过去，市场惊魂初定，信心有所恢复，人们又会把教训抛到脑后，呼吁放松监管。在次贷危机后，我们重新审视从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重建金融监管体系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放松管制浪潮，再到这次次贷危机，我们会比上世纪80年代推崇放松管制时期有更多、更深刻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