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事论事”的行为经济学
来源：证券时报 作者：李斌 发布时间：2019年10月17日
行为经济学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就事论事”的状态，它逐一地罗列人性中那些“非理性”的特征，就好像一个橱窗，用来展示和控诉主流理论的失败。
李斌
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使行为经济学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该奖项所表彰的实验方法正是行为经济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尽管实验方法对于其他经济学者们来说是陌生的。实际上，行为经济学在过去几年经历了一段好时光。在此以前，理查德·泰勒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于此前一年获选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这一系列事件可以视作行为经济学“登堂入室”的标志，它反映了主流经济学者正在大幅度地吸收和接受行为经济学。这是自从丹尼尔·卡尼曼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这一轮“牛市”所达到的顶点。如今，行为经济学的诸多名词（例如反常、偏向等）已经日益常见于主流经济学文献。甚至可以说，谁能够把包括行为经济学在内的诸多异端的元素“漂亮”地吸纳到主流的框架之中，谁的文章就可能因为“创新”而受到推崇。
不过，行为经济学其实是主流经济学的一只“小绵羊”，它虽然淘气，不听话，经常发牢骚，但它从来没有表现出试图推翻主人的意向。这个基调在他的先驱者赫伯特·西蒙那里就已经被稳固地奠定了下来。西蒙明确地说，行为经济学只是打算解释和补充主流经济学。例如，他的“满意化”（亦即当事人不是追求最优，而是追求比较满意而已）这个概念充斥着浓烈的绥靖主义气味。倘若离开了它所抱怨的主流框架，这个概念将无法解释，难以生存。
然而，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其实几乎分别处于两个相互对立的极端之上。前者主要是理论性的，后者主要是经验性的。前者强调人的理性，后者则强调“非理性”。后者通过大量的实证证据（包括实验）来证明，前者的理论不够“准确”。日复一日，大量经验材料的堆积终于形成了某些规律和分类，于是，行为经济学的“理论”（例如前景理论，心理账户理论，等等）产生了。
这些“理论”意味着什么呢？这要从“行为主义”这种方法的源头说起。行为主义方法具有一个有趣的“欲擒故纵”的特点，就是先假设心理活动不存在，只观察可见的行为，然后试图按照主流理论来解释观察到的行为，解释不通之后，进而得出“心理活动是独立的存在”这样一种结论。由此形成的行为主义理论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它所强调的心理倾向一定是反主流的（否则也就不必提出了）；二是，这些心理倾向必须被解释为某种“固有的人性”，也就是运用其他因素解释不了的东西，而不能是其他因素可以予以“合理地”解释的。
这么一来，行为经济学就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就事论事”的状态，它逐一地罗列人性中那些“非理性”的特征，就好像一个橱窗，用来展示和控诉主流理论的失败。这项展览的内容越丰富，场面也就越滑稽。而更为滑稽的是，被批评者现在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欢迎和接纳的姿态，而自身却并无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这种“接纳”所造成的是一种混合物，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其实这不是真正的接纳和吸收。
大家满足于这种“进步”，并对此进行炫耀和庆贺。似乎没有人问“这么持续下去何日是个头”、“未来应该怎么办”这样的问题。而对于圈外涌现的大量新的、谋求根本性改革的学说，舞台上的人一概采取居高临下、以我为主的态度，即：你必须按照我的逻辑和我所喜欢的方式来“批评”我，否则就予以拒绝。
这不是感受到经济学的深重危机的人应有的态度，这种四平八稳的态度反而表明经济学的危机并未被普遍地认识到——尽管众多早起的鸟儿们早就已经飞出去很远了。更有甚者，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采取了这样的逻辑来为现状进行辩护：凡是主流经济学家关注、涉足和认可的，也就是主流经济学关注、涉足和认可的；主流经济学家走到哪里，就等于主流经济学扩展到了哪里！
有没有可能把这两个方面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呢？是否存在某种统一的理论可以同时解释主流经济学与（包括行为经济学在内的）诸多异端经济学所分别解释的那些现象呢？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笔者要强调的是，这个问题需要在经济学界明确地、响亮地提出来。即使这个问题暂时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它的提出本身就是进步。这才是真正的进步。
然而，依笔者之见，这个问题如今已经得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就是：需要一个正确的、适当的有限理性理论（参阅拙作《算法经济理论：经济学的认知革命及其大综合》，经济日报出版社，2019.5），即可实现药到病除。
长期以来，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其实是在不知道人类思维如何进行的条件下进行发展的。虽然有部分学者认识到理性是有限的，但并不确知思维的结构、过程、状态和特征具体是怎样的。这方面的知识短缺不是枝节性、技术性的，而是连最基本的框架理论也没有（例如说明究竟是什么在加工信息，以及如何加工）。大量的理论问题实际上都是因为这个基础理论的欠缺而造成的后果。具体到行为经济学，其所强调的种种“非理性”特征实际上是思维在时间、空间等约束条件下迫不得已采取的“理性行为”。这些“理性行为”中虽然存在着某些共通的基本元素，但在品种和数量上绝不是可以逐一罗列的。这些“理性行为”降低了计算的复杂度，以便迅速得出决策。主流理论所展示的计算固然够“漂亮”，可是当事人是无法在真实世界中予以全面落实的。当事人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时而表现出理性的一面，时而又表现出“非理性”，其实它们都是对同一种逻辑进行灵活运用的结果。这个道理的确切表达虽然需要借助于计算机原理，但它实际上并不复杂。
行为主义的观察的、经验的和实验的方法是重要的，但这种方法的重要性本身也需要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进行说明。这就是，有限理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理论推断的模糊性和局限性，这时候，理论方法就需要自然地转换到经验观察的方法，以便弄清楚细节，进而用经验材料来反哺理论。所以，真正适当的理论方法不仅不排斥经验，而且自身即可指示经验的意义。这也就是主流的理论方法导致其与经验相割裂的奥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