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

　　工信部部长苗圩3月25日在“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中国将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来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补位”而不“越位”，坚持企业主体地位和竞争中性原则，推动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

　　过去的产业政策由于行政色彩浓、市场化程度不够高等问题，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无论对产业政策持何种观点，有一点似乎没有太大争议——旧的产业政策确需调整变革，我们必须提高产业政策的市场化程度，让产业政策更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苗圩的表态，正体现出我国推动产业政策向市场化方向转变的决心。

　　要让产业政策更市场化、更科学有效，需要让它变得更“宽泛”。

　　一些产业政策指向过于“具体”，科学性不足，行政指令色彩浓，因而效果不尽如人意。光伏产业便是例证。我国光伏产业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迅速发展，国内不少省市和企业投身“光伏大潮”，全国出现超过100个光伏产业基地。如今，受内外因素影响，我国光伏产业风光不再，产能严重过剩。

　　同样，新能源汽车产业也存在隐忧。近几年，国家对新能源汽车产业进行财政补贴，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骗取补贴的事件。一些较小的新能源汽车厂商主打“互联网造车”，但制造工艺粗糙，质量堪忧，让人质疑这些企业是否因为补贴才哄然进入这一行业。在其他一些领域，也存在产业政策失灵导致“运动式创新”、一哄而上的情况。有些地方嗅到政策的气息，一窝蜂地创立各类创业孵化器、高新产业园，但这些地区可能并不具备相应的资源要素禀赋，本就不适合发展相关产业，结果这些孵化器、产业园长期空置，缺乏企业，更无法孵化出期望中的产业，资源浪费严重。

　　出现这些令人担忧的问题，根源之一是产业政策指向过于明确，政府干预偏多、太具体，违背了市场规律。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通过长期在市场中的打拼练就了“慧眼”，最能看清新产业和新机遇的方向，因而承担着主导产业发展、进行前瞻创新的重任。政府不是市场主体，无法准确预知哪个产业将大有前程、创新机遇又在哪里。如果试图对自己挑选出的某个行业进行补贴支持，就可能出现政府“越位”的情况，对市场产生选择性干预。这种产业政策往往市场化程度不足，不够科学，容易导致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催生出顺应市场规律的创新，还有造成产能过剩、资源浪费之虞。

　　对于政府在产业政策制定中应扮演何种角色，苗圩说得很清楚，“要坚持企业主体地位和竞争中性原则，推动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也就是说，产业政策需要变得更“宽泛”。

　　从一些发达国家成功的产业政策来看，如美国提出过“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日本实行过“产业重生战略”，德国也曾发布“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美国奥巴马政府曾在2014年投入超过5亿美元用于“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包括合作投资与创新技术产业、使美国企业开发和应用先进材料的速度提高两倍、开发新的制造工艺和材料等内容。

　　可以看出，产业政策在发达工业国家也发挥着巨大效力，但其产业政策有一个共同点，即并未明确指向支持某几个具体行业，而是较为宽泛地支持先进制造业。而在制造业内部，则把创新与发展的主导权交给不同细分行业的企业。

　　发达国家的经验可资借鉴，应当让产业政策更“宽泛”，即支持一个大方向不容易出错的宽泛领域，如先进制造业，这种方式更科学、容错率更高。将支持政策与资金投向先进制造业后，政府“补位”的任务就已完成。接下来，制造业中的具体行业如何发展、怎样创新，这是市场主体的事情，应该放手让企业去做，自然会有市场机制主导资源要素在不同行业间的分配。

　　政府应重在维护竞争中性的公平环境以及执行好普惠性、非歧视性政策。唯有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机制主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政策才能真正具备普惠化和功能性，也才能更科学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