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结构的持续健康化是应该努力的方向

    本报评论员 欧阳觅剑

　　全国“两会”期间，拉动消费是不少代表和委员关注的话题，一些专家也围绕促进消费升级、释放消费潜力献计献策。

　　在商务部部长钟山出席的记者会上，第一个问题就与消费相关。钟山透露，今年商务部在促进消费方面要抓三件事情：提升城市消费，促进消费升级；扩大乡村消费，推动“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发展服务消费，优化服务供给。

　　“消费降级”在去年成了一个热词，这使消费升级的重要性显得更加突出。有多位官员在不同场合表示过，消费结构总体是升级的。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消费升级被寄予厚望。很多专家认为，通过升级释放消费潜力，可以提升中国经济质量、拉动经济增长。为此，专家们提出了很多建议，例如降低房价、改革户籍制度，以及发展消费金融，以推动人们将更多收入用于消费。

　　消费与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直接相关，当然非常重要。在以往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拉动消费的主张是着眼于拉动经济增长。而人们增加消费、拉动增长，就一定能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吗？短期的、局部的改善是一定有的，但如果过度消费，那就可能入不敷出，未来就需要减少消费，导致生活品质长期的、整体的下降。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升级带来的幸福感提升，会大大低于降级带来的幸福感损失。消费金融就是帮助人们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的，如果变得非常普遍与盲目，那就意味着很多人会有还债的压力。

　　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的消费率偏低而投资率偏高。这被认为是我国经济结构的一个缺陷。其实，我国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很多，包括抚养比低（净消费人口少）、收入分配不合理（劳动者报酬比例低），以及文化因素（提倡节俭）。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缺陷，但抚养比低、文化因素却难说是缺陷。抚养比低是我国的现实状况，是人口红利的重要表现，这是一个优势。提倡节俭的文化抑制了超前消费，也是一个优势，使我国经济以积蓄型而不是透支型的模式发展，因而长期都具有高增长的潜力。

　　抚养比低的状况会随着人口老龄化而改变，这会使我国消费率逐渐提升。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需要得到根本改善，这也可以使消费率得到提升。但不应该提及消费就要改变我国的节俭文化，因为那样可能使社会观念走向一种不健康的消费文化、物质主义。社会意识的改变可能使我国的消费率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这并不一定就必然会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要知道，消费率高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并不快。

　　从1990年代开始，西方经济学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理念。宏观经济学第一章就让我们学习了“节俭悖论”的概念，这对以节俭为美德的我们带来了很大冲击。节俭悖论的意思是，节俭使GDP乘数下降，因而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量少，节俭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这种理论逐渐潜移默化，改变着社会的意识。主张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以此作为理论基础的。但是，事实与节俭悖论是相悖的，消费率低的中国，经济增长比消费率高的发达国家更快。节俭悖论或许可以解释短期现象，但与长期的、动态的经济发展并不相符。

　　中国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使我们需要进行结构转型，但中国经济的发展实效也证明自身具有相当多的优势。我们在结构转型中，需要准确认识哪些是缺陷、哪些是优势，而不能一股脑地全部舍弃。几十年来我们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客观上产生了一些需要正视的问题，但现在也不能迅速地完全靠转向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应合理确定，而不能从一种失衡走向另一种失衡。

　　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个体消费者，量入为出才是适当的消费方式，消费结构的持续健康化才是应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