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便利度看城市软实力

    住惯深圳，迁居别处，哪怕只是短短几天，日常生活也总有不便之感。

　　马虹玫

　　住惯深圳，迁居别处，哪怕只是短短几天，日常生活也总有不便之感。北京西城区，应属于城市中心的中心，按说，各方面的配套应是最齐备的。没想到，在这里，为了买瓶水，我不得不头顶烈日，步行近一公里，才找到一处小店。店铺没有招牌，店主无精打采对着电脑刷剧。从我进门、找商品、把饮料放在权当收银台的桌子上，整个过程，店主心思全放在面前的电脑上。店内商品随意摆放，货架凌乱，光线昏暗，店铺的陈设和环境，杂乱无序。结账刷微信，用的还是向个人转账的方式。这与我在南方，主要是在深圳便利店的购物体验，差别太大了。

　　《新周刊》发布了一项关于城市便利店密度的统计。以一平方公里为单位，深圳的便利店数量高达17.67个。数据高于省会广州的5.41，远远超出上海的3.47。北京数据仅为1.48，几乎垫底，甚至落后于三线之下的城市，如汕头等。

　　在北京逗留期间，除了为买瓶水在烈日下暴走，还得拖着旅行箱在各地铁站练习推拉扛举。朋友刚从北京旅行归来，此行，他们一家四口，两个孩子，一个六岁，另一个仅岁半，婴儿车必须随身带着。由于缺乏电梯协助，每趟进出地铁站，是他们家最为尴尬和紧张的时刻。爸爸扛着婴儿车，妈妈抱着小宝宝，随身大包小包，则落在年仅六岁的老大身上。上车下车进站出站，全家人像打仗一样。

　　原谅我的见识浅短，在去北京之前，我并不知道该地大部分地铁站，原来并没有配备任何形式的电梯（某些新线路除外）。

　　北京之行后没多久，我去了趟西安。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相适应，这个刚获批国家级中心城市的十三朝古都，无论对内对外，都被寄予厚望。西安的城市便利度又怎样呢？降落咸阳机场，乘客下机至行李提取处等候托运行李，几分钟过去，传送带上，依然只有一个孤零零的箱子，兀自转出转进，无人领取。电子显示屏关着，我们一行人，两眼一抹黑，不知道自己的行李将从哪条道出来。过了许久，从另一边传出呼叫“到这儿来”。引得众人一窝蜂跑去……随着几个航班相继抵达，乘客们急惶惶，左顾右转，生怕错过自己的行李。现场没有工作人员，本应承担通知功能的显示屏也未开启。行李总算取到，后续航班到达的乘客又开始新一轮“寻觅”，眼见哪边有动静就往哪边奔，小小的到达厅，不时引发“骚动”。

　　酒店位于碑林区，属西安中心区。周边有西安交大，兴庆宫公园，历史及文化积淀深厚。为了买支酸奶，我找遍周边百米范围，那种店堂明亮，陈设整洁的便利店，始终难觅踪迹。最后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一家店面破败，货品稀少的小店，买到店内唯一的一种酸奶。看着灰尘密布，东倒西歪的商品，除了少数几种矿泉水，薯片，香烟打火机之外，再无其他商品可供选择。原本我预计着消费三五十元，最终只花出去五块钱，我的一项小消费被迫降级。

　　在北京和西安，零零碎碎住了些时日，日常出行、购物、交通、旅游等方面，体会到诸多不便利。林林总总的不便利，总结起来大致有两种。一是人为添堵，原因在于服务意识的欠缺和服务技能的缺乏。二是欠缺“以人为本”的设计和规划思路。

　　朋友告诉我，在京期间，他们特地慕名前往北京科学中心参观。该中心的服务对象据称以青少年为主体，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然而，于2013年开始修整，并于2017年竣工开放的中心，没有一个母婴室，没有一个残疾人专用卫生间，也没有父母子女共用的亲子卫生间。喂奶和换尿裤，他们一岁半的孩子，也是需要操作空间和隐私空间的。某种程度上说，公地对个体隐私的尊重以及所能提供的保障，将极大影响个体对于社会公德的尊重。这并不是一地一人或几人的个人好恶。城市生活便利性的提高，随地大小便的案例将会减少。我想，这并不是什么太难理解的关联。

　　（作者系深圳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