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进一步以开放促进改革与竞争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 发布时间：2018年07月27日
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7月26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面临新的挑战，改革任务仍任重道远。
在全球经济大调整之际，当别国热衷于通过贸易推动再平衡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正在艰难实施结构性改革，希望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为实现既定发展目标打下基础。需要注意的是，新时代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是在旧土壤中行进，一定会遇到种种既得利益的阻碍以及思维惯性的干扰。因此，改革过程就必须避开一些旧思维，才能取得更大成效。
首先，是“调和思维”。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讲究中庸之道，折中调和以实现“和”的状态，即和谐稳定，一个群体里面（比如国家或家族）要实现目标需要一个裁判。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也沿用了这种思维进行宏观管理：以结果（比如增长目标）为导向，增长过快（热）就抑制，增速下滑（冷）就刺激，以实现稳定增长（和）。
中国经济发展存在多目标，其中包括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是从1980年代就提出的政策目标，但到现在为止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以增长为导向的“调和思维”，过度依赖信用刺激促进增长，强化了对传统产业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
“调和”实际上就是政府干预过程，在以结果为导向的思维惯性之下，会忽略市场规则的建立以及对程序的尊重，在追求确定性目标的过程中，调控是不确定性，因此，市场在缺乏规则的同时又会过度信任政府的“增长导向”，甚至进行单边投机，降低了风险意识与规则意识，从而在宏观上制造巨大风险。
现在，中国要求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本质上就是要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减少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让金融机构、企业以及地方政府重视风险与遵守规则，避免继续单向豪赌。
其次，是“帮扶思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因此，中央财政会向落后地区进行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弥补基础设施短板。这是非常必要的。关键是，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激发落后地区内生性发展。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央推出了诸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发展战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政策与资源。但是，这些地区至今依然需要加强内生性增长。
中国传统谚语说，“帮困不帮懒”。改革开放至今四十年，一些地区在改善本地营商环境方面进步甚微，反而越来越重的依赖债务与转移支付。因此，中央政府应该在必要的转移支付以削除公共服务差别之外，将某些帮扶政策、资源以及领导人政绩考核，与当地营商环境的改善挂钩，实行正确的激励机制。
一般而言，越是落后的地区，法治水平与市场化水平都比较低。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地区有开放政策优势，现在外部的差别因素减少，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当地政府治理能力。应该加强考核和制约，从上而下倒逼这些落后地区提高治理能力，以避免产生“无底洞”效应。
其三，是一些领域内的保护思维。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初，工业化水平比较低，大部分行业处于需要保护的“幼稚状态”，因此，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地位加入世贸。此后十几年的高速发展是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奇迹。
随着中国一些行业高速发展与进步，应该相机逐步加大行业开放，提高市场竞争程度，以促进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提高竞争力。但是，我们在完全遵守世贸协议前提下，主动性开放进展并不算快，使得中国很多产业在规模发展的同时，缺乏高水平产品竞争，从而产生传统产能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的现象，这也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难题。
1980年代初，美国经过长期凯恩斯式刺激，经济全球竞争力下滑。美国以钢铁工业为标本，总结保护带来的教训，认为保护主义政策没能阻止钢铁工业竞争能力下降，实际上保护了落后产能，并造成钢材消费部门成本上涨削弱了国际竞争力。因此，1980年代美国政府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没有从制定工业政策或产业政策入手，而在贸易政策、科技政策进行调整。
现在，中国正在实施更大程度的开放，并鼓励科技创新，也是调整经济结构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措施，这有利于引入国际竞争，倒逼中国企业转型升级。同时在一些行业里，也需要让保护思维式微；需要进一步以开放促进改革，促进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