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7年6月30日，“劝耕贷”已在安徽省62个县（市、区）落地，提供
担保贷款总额21.32亿元，担保户数4341户，户均约49万元。这4000多户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在“劝耕贷”帮助下，将信贷资金用于对应的新型农业经营，使其生活得到改善，地区农业产业结构日趋完善，同时也从侧面促成了农村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体系的建设。
2016年10月，安徽省东至县红茶公司总经理张国良通过担保机构担保，从当地农商行获得授信200万元，这笔贷款年利率为6.42%，远低于他之前民间借贷的15%的成本。
张国良并不是个例，截至2017年6月30日，“劝耕贷”已在安徽省62个县（市、区）落地，提供担保贷款总额21.32亿元，担保户数4341户，户均约49万元。这4000多户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在“劝耕贷”帮助下，将信贷资金用于对应的新型农业经营，使其生活得到改善，地区农业产业结构日趋完善，同时也从侧面促成了农村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体系的建设。
那么，这个“劝耕贷”到底是什么样的
产品？它为什么能够吸引那么多贷款客户？远低于市场价的贷款成本又是如何获得多方共赢的？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安徽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农担”）董事长叶斌。他告诉记者，“劝耕贷”模式的推广工作已被写入今年安徽省委“一号文件”，这就意味着未来将有更多力量参与这一模式的推广，也将会有更多主体从中获益。
突破传统信贷观念 成长性=抵押物
目前，农业适度经营主体已初具规模。安徽农担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安徽省流转土地中，有60%以上的耕地是从个体农户手中流转至适度农业经营主体手中的。未来，新型农业的规模效应一旦形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更会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由于新型农业在我国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对于农业的认知仍停留在过去传统农业带来的高风险、低收入的印象中，新型经营主体在贷款时仍会面临不少困难。这些新型经营主体没有抵押物，没有信用记录，
金融机构很难对其进行客观尽调。从
银行难以获得贷款，倒逼其选择成本高昂的民间借贷。
“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难的关键，是将经营业务的成长性和经营主体的诚信度作为衡量客户信用程度的主要标准。” 安徽农担提出，客户没有抵押物，但是他们有具有成长性业务；客户没有信用记录，但是他们拥有多年来在同乡中形成的口碑，这些就可以作为信用审查的“软信息”，用以判定客户的信贷申请额度是否合理。
叶斌这样描述“劝耕贷”的贷前审核流程：“我们以主体的劳动经验和业务的成长性为关键，以主体信用为抵押，将两者与客户的历史经营数据进行匹配，来判定信贷申请数额的可得性，之后再将审批结果公示，听取各方意见，这样就形成了专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适用于中国农村社会的贷前审核程序。”这样的审核程序看似相对主观，却最符合中国农村金融生态。一个人的信用记录并不来自于银行记录，而是乡里乡间的口碑；放贷后，同乡人成为“监督者”，政府为了地方发展成为 “帮扶者”，这样既可以减少贷后审查成本，也提升了贷款安全性，降低了贷款遭遇原发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可能性。
叶斌强调：“我们在‘劝耕贷’中坚持三个相信，即相信政府部门提供的信用信息、相信银行的信用审查能力、相信群众的眼光。”
以前，多数农业担保项目都是由担保机构独立运作，银行很少介入，政府参与的就更少了。叶斌表示，并不是政府部门和银行不愿意参与信贷担保项目，而是一直缺乏好的点子将他们捆绑在一起，保证不缺位又不越位。
政府部门想要地方
经济有发展，亟须改变当地的农业生产模式，他们希望适度经营主体可以获得贷款，但是政府缺少金融资源。
银行特别是地方农商行，因为信贷审核难度大而不愿贷款给经营主体，在城镇接收的客户可能又是大中型银行逆向选择后剩下的，草根金融无法服务“草根”，农商行面临着失去“阵地”的危机，因此，他们更盼望有机构能够提出好的信贷担保方案，并与他们分担风险。
“劝耕贷”让政银担三方实现了风险分担和利益共赢。
政府方面，利用其对本地和经营主体情况的了解，为金融机构提供详实的信用信息，为农户提供贷后经营帮助，为银行、担保机构和经营主体降低风险，助推了本地经济发展和模式转型，为搭建当地的信用数据库奠定了基础。
银行方面，提供专业的信贷审核服务，让银行在农村获得了相对可靠的贷款客户，也守住了这一部分业务。
担保机构方面，运用担保杠杆，撬动银行贷款，帮助经营主体解决了融资问题，在获得利益的同时，有了政府的信用信息和银行的信贷审查，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担保公司的资产安全。
在政银担的合力之下，信贷服务标准和品质有了全面提升，更多适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渠道、融资产品被挖掘出来，让金融机构以更有优良品质、更有技术含量、更有创新特点的担保增信服务为新型经营主体纾解融资难、发展难等困扰。
多方合力 共筑“东至标准”
“劝耕贷”自2016年4月推出后，已在安徽省各地推广一年多。其中，皖南池州市东至县在实践中对“劝耕贷”的设计机理理解最准确、推行最到位、效果最显著，并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针对本地区的标准实施细则，即“东至标准”。
“东至标准”为什么能成功？它相对于“劝耕贷”有什么明显突破？
针对这个问题，叶斌说：“东至并没做出过多突破，更多是将‘劝耕贷’逐条细化，使其具备可操作性，并设立了相应奖惩制度，使‘劝耕贷’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当地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对项目进行脚踏实地的推进，才让‘劝耕贷’在东至县获得阶段性成功。”
东至县政府是最先开始一乡一户推广“劝耕贷”的，东至县银行机构也是最先醒悟、愿意放弃自身利益，追求多方共赢的。相关机构的共同认可和努力，成就了“东至标准”。目前安徽省全省范围纷纷开始实践“劝耕贷”，东至县也派出了政府和银行工作人员进行细致地培训和引导。
“劝耕贷”的实践结果尚需观察，但它确实给出了破解适度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问题的思路。即，突破注重需求侧的“路径依赖”，从供给侧出发，为各类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增加信用、弥补短板，以市场力量，改变金融机构配置信贷资源的意愿、方向、方式和力度；突破传统的信贷审核方式，融入适度农业经营主体的特色，以成长性和信用为关键判定信贷合理性，侧重点由“收得回”转变为“用得好”，以增强贷款安全性；融入多元的项目参与主体，利用政府的信息优势和银行的信用审核能力，解决担保贷款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