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莫激动！迪顿说的不是中国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日前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因他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由于迪顿对当前有关援助和贫穷的问题有自己的观点，尤其是他不太赞成当前一些国际援助的方式，所以引起舆论热议。有好事者将迪顿的观点“影射”到中国对外援助上。

　　笔者对发展和对外援助做了几十年的研究，还有在非洲工作的实地经验及经历，我认为国内不少人对迪顿的观点存在误读，迪顿不赞同的其实更多是西方在一些地区的对外援助模式。中国的对外援助，一开始就有意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约束，虽然随着时代的不同，中国对外援助逐渐强调经济合作和互惠互利，但是中国的对外援助，没有西方力图改造受援国政治社会制度的干预主义框架。而且，中国的援助也主要集中在民生如医疗卫生、农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领域，具有成本低、适应发展中国家需求等特点，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方式，不仅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也得到了发达国家的认同。

　　那么从整体看，现行的国际对外援助是否有效？是否需要做出改变呢？

　　对外援助包括发展援助、军事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等不同的形态。毫无疑问，人道主义援助是必要的，除了在操作中的浪费等问题以外，总体上也是有效的。军事援助是迪顿反对的，但从维护和平的角度看，有时军事援助也是必要的，问题是在西方军火商驱动下的过度军事援助无疑是有害的。国际上争议最大的，除了军事援助以外就是发展援助。这主要因为发展援助一般占到对外援助的80%以上，而且有些援助效果往往被认为非常有限。

　　现代发展援助起源于二战后，美国对战后的欧洲、日本和韩国等提供了巨额援助，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而产生了盲目乐观看对外援助。但是，经历了几十年时间，西方提供了大约2.3万亿美元的发展援助，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却日益严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经济发展长期低迷、人道主义灾难频繁、战乱不断，大量投入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也是包括迪顿等一些学者质疑的主要原因。

　　笔者认为，当前国际发展援助的确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直接的国际财政转移削弱了那些治理能力脆弱国家的税收，因为接受援助的政治社会成本远远低于发育本国税收能力的成本，造成了对发展援助的巨大依赖。

　　其次，依赖援助的国家大多发展规划和执行能力很低，实际规划和执行多由援外专家主导。这些专家并不真正了解受援国的实际，导致援助“水土不服”。

　　第三，发达国家发展援助已经演化成了一个商业利益链条，援助资金的浪费很大，比例甚至过半。高额的管理成本引发发达国家国内和受援国的极大反对。

　　第四，西方发展援助具有很强的干预主义特点，援助的西方政治和大众偏好严重。这使得援助很难按照受援国的需要做事。

　　最后，凡是援助能够发挥作用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具有很强的国家能力，而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的国家。在这一点上，迪顿提到了中国。▲(作者是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主席、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