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权利保障 才能减少延迟退休阻力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14日介绍了“十二五”以来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成就，称我国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经中央批准后，人社部将向社会公开延迟退休改革方案，通过小步慢走，每年推迟几个月，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年龄。（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6版）

　　平均退休年龄“世界最早”的原因源于多个方面，比如因为各种改革而实施提前退休政策，还比如大量病退、内退等政策性退休，以及一些特殊岗位退休的年轻化，都会成为拉低退休年龄的因素。再加上时下常规性的退休年龄，较之于国外发达国家，确实有些过早，从而拉低了整体水平。

　　今年年初，新华网发展论坛一项2万多人次参与的调查就显示，如果2018年起实施延迟退休，超过92%的人反对。普通职工和重体力劳动者反对的主要理由是工作权力利益小，“想早拿养老金享受生活”等。这种结果，延续了“大多数反对”的民意态势，尽管有养老金亏空、老龄化加剧、人口红利趋弱等多种因素，加之“对接国际化”等理由，然而依然未能说服民意中的大多数，其间的原因耐人寻味。

　　从现实而言，延迟退休带来的其实是直接和间接的利益损失。一方面延迟之后意味着养老保险缴纳的时间延长，工作的时间也将更多；另一方面则是个人的休息时间更短，退休后领取保险金的时间也被压缩。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相比于退休年龄的“国际化”，在权利保护方面未能做到与“国际对接”，劳动者的权利过于弱势，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太高，才是其反对延迟退休的根本理由。

　　与退休后可以自由安排而免受伤害相比，时下的劳动环境和权利保护确实有诸多亟待改进之处。除了无休止的加班，使得“带薪休假”难以普遍实现之外，还会因为长期的超负荷工作，让很多人患上严重的职业病，并影响退休之后的生活质量。

　　2011年，原卫生部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约1600万家企业存在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约2亿劳动者在从事劳动过程中遭受不同程度职业病危害。如果再加上众多“与工作有关病”而没有纳入“职业病”范畴者，其数量更加巨大。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仅以不断被媒体曝光的年轻职场人猝死，以及难以承受重负的自杀，比如曾引起广泛关注的富士康“十连跳”等案例，就足以说明国内劳动群体的劳动保障和权利保护做得并不到位，他们在职之时付出了太多的精力，也过度透支了健康。当所有行业的人都在喊累，当包括白领在内的群体都在说自己弱势，显然这并非矫情使然。

　　因而，延迟退休并非不可以，但至少要实现一种值得依赖的基础，即让劳动权利得到保护，劳动者更有尊严与地位。若工作起来高兴、轻松而快乐，那么不用政策性延续，职场者也会自动申请；反之，当劳动成为一种痛苦，并让人感到身心俱疲，连最基本法定权利都得不到保护和实现，那么再好的理由也难以让人动心。较之于对延长退休重要性的反复强调，不如告诉大家将如何更好保护劳动权利，并拿出更有效果的举措作为验证，如此，延迟退休的新政策才会获得更多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