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纵论中国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发展

   一国央行在制定和执行国家货币政策、对经济金融进行宏观调控、推动金融改革发展、维护金融稳定与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过去几年里，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形势变得复杂而严峻。日前，本报记者就社会和读者关心的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居民收入前景乐观

    身为管“钱”的央行行长，周小川自然对居民的“钱袋子”十分关注。他表示，回顾过去5年，居民收入有较快的增长。从总体上看，我国在“十五”期间曾因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有几年有点通货紧缩。在“十一五”期间，虽有一两年通胀偏高，但其它年份物价基本上都控制在可以接受的水平上，而且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的物价是下行的。居民手里的钱不能仅考虑工资收入和物价水平，因为人们还可以通过投资债券、股票、基金等渠道管理自己的财产，进行保值增值。

    周小川表示，未来人们肯定会越来越有钱。中国经济在“十二五”期间，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这就意味着人们的收入将继续逐步提高。收入提高的同时，政府又强调要保持合理的物价水平，加之保值增值渠道的拓展，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是乐观的。特别是国家“十二五”期间又高度重视促进社会方面的改革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教育、医疗、退休保障等方面也都会加大改革力度。

    “货币超发”概念不准确

    周小川说，个别人所说的“货币超发”是传统计划经济概念。计划经济是实物经济，生产多少东西有计划，每个东西的价格也都是固定的，货币的发行也要正好跟实体经济生产出来的东西一样多，如有超出就叫“超经济发行”，这个提法跟目前市场经济是矛盾的。而在市场经济中，金融市场上有很多钱在循环，还有很多国际经济活动，此外商品价格也不是固定的，因此一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评论货币供应量，是用“偏大”和“偏小”，而不是“货币超发”。

    针对社会关注的货币供应量问题，周小川指出，2008年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需要我们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政策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和其他事物一样，它肯定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货币政策有时间滞后性，有些效果不会马上显现，有些现象也会滞后反映出来。宏观经济调控在应对金融危机时需要适当加大力度，危机过后则需要一些反向的调整。

    相机择用货币政策工具

    就近期央行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与使用问题，周小川解释说，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非完全针对货币供应总量，也不是直接与物价相联系，但是它们是有关系的。在一定程度上，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也和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引起的外汇占款增加需要对冲有关系。人民银行历来非常重视利率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利率调整要考虑具体的经济条件和正副两方面作用。从经济条件来讲，主要就是国际经济复苏中出现的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是很多人都没想到的。另外，2010年初的时候，大家觉得美国经济已开始复苏，特别是二季度数据不错，但是后来还是走弱了。这些意外说明经济复苏强度还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工具的运用可能需要慎重一些。从工具的作用讲，每项工具使用的时候，不可能所有的目的都达到，在一段时间内要选择能作用宏观经济最需要的方面，选择时必然有一个综合考虑。 

    在谈到如何管好流动性时，周小川指出，流动性管理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流动性过多可以通过若干手段吸收回来；再一个，从金融理论上来讲，存在一个货币创造过程，就是说基础货币通过经济体系传导还会放大，如果能够减缓这个放大过程，实际上对流动性增长也是减缓的。

    稳健货币政策并非过分收缩

    就记者提出的货币政策转向为稳健后，具体可能产生哪些变化，周小川说，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经济正常运行状态下的一种货币政策。也就是说，政策从抗击国际金融危机时所采用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回调到正常。总体上一般把货币政策分为五个档次：从紧的货币政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处于中间档次。

    他进一步解释说，从适度宽松到稳健，随着特殊的刺激政策开始回调到正常，物价水平可能会在一个阶段后也开始慢慢出现回调。利率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开始逐渐转为所谓的实际正利率，也就是说存款和国债投资的平均利率会大于通货膨胀率。从两方面看，一个是利率产品的价格逐渐上升，通货膨胀水平逐渐下降；一个是整个社会信用总量，包括信贷，也包括企业债和其它向社会提供的金融工具回复到正常水平，不再过分膨胀。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在也并非过分收缩。从货币信贷政策看，主要是控制社会信贷总量，同时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引导银行信贷更多地向“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最强调的方面倾斜。

    正确处理政策灵活性和稳定性关系

    周小川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温家宝总理说过：出手要快，出拳要重，工作要实。“出手要快”，表明应对突发性变化，我们反应要快，这就是灵活性的体现。我们的货币政策要体现科学性、前瞻性、有效性的要求。

    在谈到平衡政策的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关系时，周小川说，以五年一个计划区间而言，从总体上来讲，是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一般是针对经济和社会中期发展目标的。但是宏观经济不可能总是非常平稳的，国际国内都可能出现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突发事件，市场经济环境下，国际市场的价格是不断变化的，国内市场的供求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动，要应对这些突发事件、这些变化，从短期来讲，政策要有灵活性。同时，还要强调政策的针对性。当有重大事件发生时，政策的连续性、针对性、灵活性，都要兼顾到。

    对于记者希望能否总结一下“十一五”期间政策经验的提问，周小川表示，对宏观调控来讲，五年时间的周期可能短了点。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仅仅总结中国自身的经验还不够，还要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尤其要关注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发展中国家物价运动规律跟发达国家有时候是不太一样的。印度尼西亚、土耳其、阿根廷、南非这些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物价运动规律跟我们就比较相似，甚至有些情况比我们还困难一些，因此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

    既要鼓励创新也要全面推进改革

    在谈到金融业的改革和创新时，周小川指出，金融改革是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来进行的。对不符合发展要求的以及我们的弱项应通过改革来改变；创新一般来说是满足融资的新的要求，特别是风险管理的要求，同时这些创新也有利于发现金融体系中的漏洞，然后对这些漏洞用新的办法来应对，这样也有助于从制度上来弥补这些漏洞。

    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鼓励金融创新，又要在创新过程中不断地完善体制机制，还要加强监管，将可能产生的副作用降低到最小。因为创新的东西事先不可能在制度化方面做到尽善尽美，不可能对其有很多监管经验。它是一个共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尽早地总结经验，及时发现问题，尽早地加以解决和完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就表明，一些创新的金融产品确实出了比较大的问题。

    在谈到2011年推进金融领域改革问题时，周小川强调，金融是个比较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每个部位都有它的重要性，希望各方面是协调发展的，因此改革要系统地向前推进。

    汇率机制改革效果应全面看待

    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汇率机制改革问题，周小川指出，要坚持汇率改革的方向，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在市场供求关系的基础上，参照一篮子货币的变化来进行调节，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当记者提出“目前国内对汇率改革有‘一冷一热’两种声音，一种是国内企业觉得人民币升值幅度已经足够，企业的利润空间也被挤压了不少；另一种声音是觉得人民币升值幅度尚且不够。对于这两重声音您是怎么看待的”问题，周小川表示，我觉得首先应该给予理解。科学发展要求我们对国民经济进行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需要转变发展方式，这里头很多内容都需要货币政策加以配合。当然在调整过程中，可能不同的利益主体对此会反应不一样，但汇率改革效果要综合全面地看待。

    继续减少对人民币“走出去”的限制

    在谈到人民币“走出去”问题时，周小川指出，近年来，人民币在边贸和跨境贸易与投资中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但在更广范围内的使用还存在一些限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国际经贸往来日益频繁，这些限制需要逐步取消。至于人民币未来“走出去”的情况怎么样，一方面主要取决于境外个人和商户是否接受和愿意选用人民币；再一个就是涉及到国内有关投资、贸易和各种经济活动的这部分人的选择和需要。从人民银行和一些相关部门角度来讲，主要就是评估现有制度存在哪些不合理地方，哪些需要修改，然后更多地依靠市场的选择来决定人民币未来的发展。所以说，对于人民币“走出去”我们并不抱有一个既定目标。下一阶段要继续减少对使用人民币的不必要限制，另外重视对外币清算、贸易结算等服务系统的建设。

    关于近期以来我国外汇市场开始挂牌交易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情况，周小川指出，我们历来尊重和强调新兴市场发展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2005年，在进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时候，我国提出要参考一篮子货币，这些货币除了包括10种左右发达国家的货币外，还有一半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尽管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可能从贸易量、投资量来讲占比都比较小，但是我们看好这些经济体的发展。我国外汇市场也逐步引入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进行交易，虽然可能开始时交易量不大，但我们提供了这种方便，促进了交易便利化。而从交易措施上讲，由于现在都是计算机化的，这个系统既然可以交易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挪威克朗、澳大利亚元、新西兰元，那么多加一个币种，成本也不会增加多少。但是，这些货币汇兑交易是否能够发展壮大或将来在外汇交易市场中能占多大权重，主要取决于市场选择。

    继续保持银行业改革发展动力

    谈到我国银行业改革时，周小川说，中国银行业改革经历了一个过程。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由专业银行转向商业银行开始，中国银行业就开始了改革历程，此后商业银行不断改进自身运行规则，逐步摆脱行政干预。在这个过程中，商业银行组织体系发生了变化，经营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到了亚洲金融风暴之前，由于国内外经济出现困难，当时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明显地增加了。200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革，随后新一届政府出台了大量改革措施。在这些措施作用下，商业银行进行了财务重组，财务指标改进了，会计标准、贷款分类标准、拨备标准等进一步向国际水平靠拢，公司治理结构大为改善。另外，不少商业银行变成了上市公司，公司治理水平进一步提高，银行业改革逐步产生效果。

    周小川表示，总的来看，中国银行业改革取得了很大进步。至于银行业的排名，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市值，但市值大小与国家经济总量大小有关系。有些经济总量小的国家，可能银行办得非常好，质量非常高，技术非常先进，管理各方面都很到位，但市值不一定大；而我国经济总量大，人口多，所以商业银行市值大，由此可见市值大小并不说明一切问题。对于我国银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还要继续保持清醒认识，并继续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