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的导师赵海宽先生的治学与为人
赵海宽教授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金融家和教育家。早年投身革命即在银行系统工作，长期在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研究工作，亲历我国银行业60年发展变迁史，发表了大量对我国金融改革发挥巨大影响的学术论文，可谓著作等身。他同时又长期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硕士和博士导师，培养了大批高素质金融人才，可谓桃李天下。今年9月,适逢赵老八十华诞，本刊特约请赵老的部分学生，从学术、育人等角度，撰文纪念，以表达对老师的崇敬之情。
冻结银行资金7000亿
研究所里留下您忙碌的身影，会堂里回荡着您激情的声音，教室中聆听您谆谆的教诲，林荫道上印下您匆忙的脚步??”这是学生写给导师赵海宽的一首诗。我们在工作、生活中仔细品味赵老师的治学与为人，能深深地感受到他的影响与关怀，体味到他的人格魅力，让我们的精神境界得到提升，不断汲取前进的热情和力量。谨以此文祝贺赵老师80岁寿辰！
自强不息 健行万里
老师勤勉一生，从不曾停下追求真理和知识的步伐。
赵老师1930年9月出生在陕西绥德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开始了求学生涯,村办的小学、镇上的高小和边区的米脂中学都留下了他孜孜求学的身影。工作后的他仍然自觉地坚持学习和研究：在陕甘宁边区银行的总行会计学习班里他熟悉了银行的实务；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人民大学专修科中他又系统地学习了经济与金融学的理论。除此之外，他还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专业书籍，并尝试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正是这些艰苦时期的艰苦努力，为他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赵老师调到北京工作，先后在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担任职务。这个阶段的工作开阔了他的经济与政治视野，使他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和金融现状。在这段时间里，老师除了全面熟悉和实践银行各项业务，做好本职工作，还利用一切闲暇，深入钻研经济学特别是货币银行学理论,一年365天，几乎天天如此。
1970年6月，赵老师被派往伯尔尼，担任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外交官，他是国内银行最早派到我驻外使馆开展国际金融调查研究的人员之一。瑞士是西方著名的金融中心之一，当时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银行体系。老师借这一出国工作的大好机会，深入考察和了解西方货币银行制度，对发达国家的资本、货币市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把研究的成果与心得源源不断地系统报告给国内有关部门,为我国金融界提供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研究材料。这段经历使他的金融改革思想趋于成熟，也为他后来探索中国金融体制问题奠定了基础。
1974年8月，老师被调回国内。历任央行总行计划局计划处副处长、处长。1981年7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次年任所长，并被选为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他作为我国货币银行研究工作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兢兢业业地为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与进步做着踏实的工作。
广博深厚 研无止境
老师丰富的经历与勤勉的个性造就了他学术上的兼容并蓄与观念上的独树一帜。2009年，赵海宽老师以其突出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力，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他不仅在理论上建树颇丰，更是一个务实的学者；他不仅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开拓者。
老师是一个多产的理论家。他一生致力于基础理论研究，硕果累累，先后撰写了多部专著和合著，在各种报纸期刊上发表经济、金融类学术论文300多篇。他的论著质量极高,一般都得到了社会的好评。例如《对我国银行体制改革的一些设想》一文,曾被推荐于中宣部、国家体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被收入《经济改革新思考》一书。又如《略论储蓄增加同市场疲软的关系》一文，发表于《人民日报》之后，引起了广泛好评，时任国务委员兼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在中国金融学会1990年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对此文给予极高评价。不仅如此,他作为全国金融理论研究工作的组织者之一,组织和参加了大量的全国性学术活动和讨论会议,对提高我国金融理论研究水平作出了贡献。
老师是一位务实的学者。他集理论研究工作者和银行实务管理人员于一身。因此，他的论文均同实际情况密切结合,他选定的研究课题,大部分是实际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我国央行在经济宏观调控中日益起着重要作用时，他自始至终地坚决主张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货币政策”、“慢性通货膨胀政策不适应我国情况”是他反复论证的观点。当银行盲目、大量向企业发放贷款时,他很早就提出“打破银行对企业流动资金供应包下来的做法”,并预见到银行债务对我国经济生活的巨大负面影响。在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和总结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时，他提出应从危机国家的内部寻找原因，概括了发生危机的直接原因，还提出了危机给我国金融体系的警示。
同时，老师更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改革家。他始终积极支持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他曾是银行体制改革办公室最早的负责人之一，参与了银行体制改革初期的部分设计工作。在当今中国的金融领域内，老师是许多令人耳熟能详的政策与理论的首倡者。
老师很早就提倡金融机构之间积极开展竞争，主张加强金融机构的企业化管理以促进其迅速进步与发展。他在1988年6月发表的《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些设想》一文中提出,“要把国家商业银行的一部分政策性业务分离出来，单设专办政策性业务的银行，使国家商业银行有可能真正按照企业化办法进行经营,政策性银行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策性业务分离出去以后，商业银行完全摆脱对企业必须供应资金的责任，所有金融机构的信用放款也要按照商业交换原则进行，是否放贷、放款数额、利率水平，均由借贷双方自由议定”。这一观点与建议如今已经成为改革措施加以实行，并且已被改革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在国家正式实行“债转股”7年之前，老师于1992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一文就提出了“债转股”的想法,文中说“已决定转变为股份制的国有企业，把这部分(无法按期归还的)贷款转换为银行向企业的投资,即把相应借款凭证改变为股票,银行由债权人转变为股东，参与对企业的管理和监督”。
党的十五大召开以后,老师率先提出国有商业银行可以试行股份制改革。在当时还不准谈论大银行实行股份制的时候，老师就于1997年撰写了《国有大银行也可考虑试行股份制》，并以“肖见”的化名发表于《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文章论证了国有商业银行试行股份制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提出试行股份制可以“促进国有大银行更快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在如何试行股份制的具体操作上，他认为,“要持慎重态度”；“只能试行国家控股的股份制”；“试行规范的股份制”；“坚决处理不良贷款”。老师的这些论点也已经在我国金融业中成为现实，并被坚决而深入的实施下去。
根据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外经济金融出现的新形势，老师又在2000年形成了人民币可能发展成为世界货币之一的观点，并于2001年3月以书面发言的形式，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在次年的政协五次会议上，老师又就此问题提交了提案，并在总理等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做了口头发言。随后又写成论文，发表于《财贸经济》、《经济研究》等刊物。老师的这些观点尽管在当时还受到不少争议或置疑，但后来多半已被决策者采纳或被理论界公认。
如今，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没有颐养天年，安享天伦之乐，而是仍然活跃在中国金融的大舞台上，关心时事，关注社会，为自己心爱的事业，为国家，为人民不遗余力。2008年11月，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老师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角度对美国的次贷危机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更主要的是在发挥咨询作用，而美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则是一个决策部门。通过美国次贷危机可以看出，美国的这种结构也存在问题，所以，关于货币政策独立性，学习外国经验，也得有选择。货币政策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甚至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我国目前实行的由人民银行提出建议，国务院从全国、全局考虑最后决定的制度是比较有效的。
学高为师 德高为范
老师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中央财经大学等多所院校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已有多年。他所指导过的每一个学生，无一不为他的渊博学识所折服，更被他的为人之德所深深感动。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切身感受到老师的大家风范。
老师有学者之德。自古以来,能成就大学问的人无一不是能耐寂寞、潜心钻研的大智之士。老师就是一个懂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人。他在学术研究上一丝不苟、严谨至极，从不为虚名浮利所动。他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道德操守、严谨的科研态度及科学创新能力。读博期间，他曾多次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板凳坐得十年冷”，身为一个学术研究者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回想起来，老师的教导在这个有些浮躁的社会中,真乃一剂良药，涤净了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心田。老师多年来坚持工作在研究和育人的第一线，为我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如今，这些学生都分布在中国金融界的各条战线上，职责虽异，但都秉承了赵老师的为学风格—踏踏实实、勤勉稳重。
老师有授业之德。赵老师不仅自身学识渊博，更是承担起在金融领域中授业、解惑的重任，把先进的学术理论和改革思维扩展到全国。他组织和参加了大量的全国性学术活动和理论研讨会，以提高全国金融理论水平，并经常应邀在全国各地的一些大专院校和单位讲课或进行学术报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留下了他讲学传道的足迹。
在读博的日子里，我真切地感受到老师高明的授业之术。老师将他的创新思维也引入了研究生的教学与指导工作。我国历来采用“老师—学生”的直线型教学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学术上的自由交流。赵老师却大胆地把西方自由讨论的方法引入到博士生培养工作中，每个月组织一次学术例会。金融改革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某个学生的建设性想法，以甚至我们的毕业论文，都会被拿到会上自由讨论，各抒己见。师生之间，师兄弟之间,以及并非一师之徒的同学之间，常常争得面红耳赤而不亦乐乎。这样的教学方式,大有古希腊自由辩论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风格。而在每一场头脑风暴的激荡之中，学生的思维逐渐活跃起来、思路清晰起来，论述深刻而全面起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的导师，一个“年轻”的老教授。如今，自老师之后，这样的学术例会已经成为学校博士教育的特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一直被自发地延续下去。
老师的文德感人至深。他的所有文章，都是经过不断思考、仔细酝酿，在观点成熟的时候才写出来的。对于研究中涉及的一些细节问题,也要认真仔细地调查求证。更令人敬佩的是，在老师学术成果频出的时期，计算机在中国还鲜为一见。他的所有著作论文，都是靠一支笔“爬格子”写出的。有的著作动辄几十万字、几百页的稿子，他也要一遍一遍修改，一遍一遍校对，一字一字誊写，直到自己满意为止。这对于今天习惯在电脑前进行“复制”、“粘贴”的人来说是很难想像的。
赵老师对自己一丝不苟，对学生也同样严格要求。例如博士申睿波在学期间，恰是美国次贷危机在全球蔓延的时候。在准备写博士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就想把当时社会关注的经济热点、各研究人员研究较多、成果较为丰富的课题—金融监管，作为自己文章的研究主题。但他的这种有些投机性的想法被老师中肯地拒绝了，“这一选题内容比较宽泛，各个研究机构研究的比较多，恐怕你一个人研究时将浮光掠影，很难深入，不容易得出新的观点和见解。因此,你的论文最好还是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从金融领域的某一个方面入手，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申睿波听从了老师的建议,把理论与实务界比较关注的农村金融定为论文的选题。当他将此选题汇报给老师时，得到了赞许。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老师不断给我们精心的指导和细致的关怀。这也可以从侧面看出老师一贯的学术道德研究:不可浮于表面，而要真真切切地去探求，深人细致地去推敲。这是对自己负责、对读者负责、更是对学术负责。
古语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赵老师的人生波澜壮阔、学识广博深厚、研究兼容并蓄。每当我们在工作学习中想起老师，就会欣喜地发现，老师往日的训导已在我们的心底生根，他的才能、精神、品德，无一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激励着我们，督促着我们，不断奋发，不断前进。
(郭田勇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96级校友，申睿波单位为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008级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