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张媛媛
宣布上交所成立
中国资本市场要走向规范发展，就要有统一的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意义重大，我们从事金融工作的人当时都很兴奋。上交所与深交所成立以后，为中国资本市场走上规范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当时大家都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将会有更好更快的发展。
记者：当年您是代表央行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的？
周正庆：是的。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是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因为当时证券的主管部门是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上交所，所以我就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了上交所的成立。
记者：您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上交所成立，当时个人的心情是怎样的?
周正庆：那是在1990年年底，中国资本市场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当时整个股票交易很不规范，很多省都有自己的交易所。整个资本市场要走向规范发展，全国就要有统一的市场。因此，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意义重大，这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可以想象，我们从事金融工作的人都很兴奋。当时刘鸿儒、周道炯也都参加了成立仪式。上交所与深交所成立以后，为中国资本市场走上规范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当时大家都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将会有更好更快地发展。
记者：当时成立上交所的现场，您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吗？
周正庆：这件事情上海市政府很重视，朱镕基同志当时在上海当市长，他亲自参加了上交所成立大会。当时是在广场上，现场有很多观众参加，气氛非常热烈。而与此同时，在当天宣布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后，就立刻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当时媒体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前景有很多问题要问。很有意思的是，当时大家的问题都提给了朱镕基同志，他简单答复了之后，就说：“这件事情正庆同志是专家，请他来解答。”说实话，当时我们在中国人民银行从事金融工作，对证券市场不是很熟悉，我们也都是刚刚接触证券市场，所以我就如实答复记者表示，很多问题我也是在学习当中，有些问题不一定能说得很清楚。
记者：当年您参加上交所的成立仪式以后，有没有想过您会和证券市场走得更近？
周正庆：这也是一种缘份。说实话，当时我在中国人民银行任副行长，主管的是计划和资金，没有主管证券股票这类新事物。所以，当时没有想到能在证券业工作这么多年。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我们国家为了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统一领导，成立了全国性的证券管理委员会。证券管理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是朱镕基同志兼任的。我是第二任——那是在1995年，出于工作需要，我被委任为证券管理委员会主任。那个时候成立的中国证监会是证券管理委员会的执行机构，所以后来就兼任证监会主席。到了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后，才把两者合并。不久，我到证监会任专职主席。
清理整顿与规范发展
要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首先要把不规范的东西清理掉，把它整顿好，整顿以后再通过法律规章引导。当时，证监会大概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搞清理整顿。最后，把全国各自为政的交易所和没有统一监管的股票发行逐步整顿好，同时也对期货交易进行了清理整顿，最终只保留了三家期货交易所。
记者：您还记得上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周正庆：我正式到证监会工作以后主要抓了两件事：一件是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依法加强监管。另一件是对市场存在的不规范现象进行清理整顿。比如说全国有十几个省市都有自己的股票交易中心，他们自己发行股票自己交易。当时全国各省市有300多家上市公司，300亿资金，300万股民。那个时候没有统一监管，交易是分散的，企业上市也是各自为政。交易也比较混乱，没有统一的监管和统一的法律法规。
怎样让证券期货等交易机构通过清理整顿规范起来，是一个大问题。而且当时全国还没有《证券法》。所以我觉得要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首先要把不规范的东西清理掉，把它整顿好，整顿以后再通过法律规章引导。我去了证监会以后大概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搞清理整顿。最后，把全国各自为政的交易所和没有统一监管的股票发行逐步整顿好，按照统一的要求逐步取消，这是比较难的一件事，对期货交易也同时进行了清理整顿。当时全国有14家期货交易场所，也比较乱。后来经过研究，有一些重复的、不必要的和经营管理不太好的，都取消，只保留三家。也就是现在的上海、郑州、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实践证明，保留这三家期货交易所，经过整顿、健全、发展，对后来期货交易走向正轨起到很大的作用。
记者：您在清理整顿中压力大吗？不光是投资者，还有地方政府的利益都要牵扯进来。
周正庆：确实存在很大压力。在清理整顿当中，不光地方政府给压力，证监会本身也有很多压力。那时候过一段时期，证监会就会有一些人申诉，甚至围攻，我们就得出来做深入细致的说服解释工作。但是，当时我们的方向明确，对于不利于规范发展、不利于加强监管、违规交易的行为，我们下决心慢慢解决。大家有意见，利益受到损失，我们就要做工作，一个一个做说服工作。
对于各省来说，有一个积极因素，就是够条件的也可以开设交易所，没说不可以。但是需要达到的条件就是根据国务院明文规定，凡是证券交易机构的成立必须要由国务院批准，未经批准的肯定就是不合法的。与此同时，各省发行的股票，凡是够条件的，鼓励其向证监会申请，我们积极支持推动其成为全国性的上市公司，这样一来，从分散、不合规不合法向规范发展转变了。
当时证券公司清理整顿遇到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国家审计署审计了88家证券公司，结果每家都有挪用客户保证金的问题，涉及资金达2000多亿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我们通过调查也发现，当时确实是国家当时对所有的证券公司没有开辟正式的融资渠道，证券公司要想贷款是没有地方贷的，也不允许。所以，一方面我们同人民银行商量，凡是挪用客户保证金的都要做出清理计划，缺资金可以参加银行同业拆借市场，拆借短期资金；另一方面允许证券公司用股票抵押给银行贷款，也允许发一些债券。总体来讲，当时清理整顿证券、期货，证券机构、证券投资基金等多项不规范的地方，从而使市场逐渐规范起来。
推出《证券法》
第一部《证券法》在加强监管方面下的功夫比较大，管得比较严。实践证明这是必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规章与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已不相适应。为了能够及时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明确有些条款可由国务院做出另行规定，例如需要出台一些衍生产品的法律问题，银行、保险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法律问题等等。
记者：《证券法》在您任内推出，为证券市场法规的建设奠定了基石。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法规的提出经历了很长时间，您认为推出过程为什么这么困难？
周正庆：当时经历了七八年。《证券法》起草工作始于1992年，促成《证券法》出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一事件使国内对金融风险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因此，尽快出台相关法律，以规范证券市场的意愿占据上风。
中国资本市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没搞过，缺乏经验、缺乏人才、缺乏知识。开始把各国证券法都找来，把国外一些条款移植过来，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拿出之后不会通过也无法执行。所以这七八年不是在抠文字，而是在原来《证券法》的草稿上抄袭国外的东西，没有中国自己的东西。从1990年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到1999年才正式出台，我们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既借鉴国外经验，也有了自己的东西，使中国正式出台证券法的条件成熟。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反复修订和完善，1999年7月1日《证券法》获得全国人大通过，正式颁布。
但是5年以后为什么又修订呢？这是因为开始立法时，客观存在不规范的现象，所以第一部《证券法》在加强监管方面下的功夫比较大，管得比较严。实践证明这是必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感到有些监管约束的条款过于严格，有些规章与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已不相适应。所以在修订中从实际出发把原来规定不适当的条款加以修订，并根据出现的新情况，增加一些新的规定。为了能够及时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还明确有些条款可由国务院做出另行规定。例如需要出台一些衍生产品的法律问题，银行、保险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法律问题等等，这些在《证券法》修订过程中都适当开了口子，由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可以把问题妥善解决。
《证券法》出台后，各方面反映都比较好，认为证券系统有了母法，有利于推进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
再忆“5·19”行情
证监会经过反复讨论，认识渐渐达成一致，即证监会管理的是资本市场，股市的好坏当然与证监会有关系，我们不能置身事外。证监会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积极主动地去做相关工作。
记者：在您任内有一件让股民特别高兴的事情，就是1999年的“5·19”行情。您怎么看这轮中国股票市场两年多的牛市行情？
周正庆：我当时到证监会工作时，市场出现将近两年的熊市，只跌不涨，股民都没信心了。当时组织领导班子开会讨论称，现在股市低迷，很多股民被套住，证监会要不要做工作解决这个问题？开始的认识并不一致，当时很多人说证监会只管监管就好了，市场好坏不是我们的责任。后来经过反复讨论，认识渐渐达成一致，即证监会管理的是资本市场，股市的好坏当然与证监会有关系，我们不能置身事外。证监会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积极主动地去做相关工作。
因此，当时我们组织力量，对股市做了调查，调查结果逐步统一了认识：有些制度、办法不完善，工作不到位，影响了市场的发展。总结了6个方面的问题，包括证券公司没有资金融通权、投机性很强、A股B股相关问题等，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修订法规，我们先后提出了6个完善政策，包括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同意证券公司到银行间债券市场拆借资金，同意用股票抵押借款等，报给国务院作为决策参考。这个方案送上去以后，国务院在5月中旬批准，投资者看到证监会提出了这么多改进措施，而且得到国务院的批准，看到了政府对资本市场的支持力度，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所以“5·19”行情随之出现。
“5·19”行情还有一段插曲，涨了一段时间后，有人认为长得太快，认为中国股市出现井喷行情是国务院文件影响的，这不正常。为此，朱镕基同志就正式要求中国证监会向有关方面做出解释。所以，我们组织写了一篇文章，表示这次不是井喷行情，是两年低迷之后开始恢复性上涨。第一轮涨到1300点，而历史上到过1500点，所以这不是井喷，历史高点还没到。国务院看了报告后指出，这个需要向社会做出解释，就把这篇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那天，《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股民看到之后，认为党和政府对股市支持力度大，于是投资热情进一步提升，第二轮又涨到1700点。此时，以前被套住的股民都解套了。由于6条政策的出台以及党和政府的支持，从那以后，我在任的两年，中国股市基本上逐步上升，一直持续至2001年6月。
正确看待“政策市”
资本市场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影响广大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要通过调查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去促进解决。我一直强调，正确的舆论和正确的政策能够引导股市健康发展。相反，错误的舆论和错误的政策也会影响股市发展。
记者：有人认为“5·19”行情是政策市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您如何看待？
周正庆：有人认为政府支持或者引导市场就是干预，称这是“政策市”，我一直反对这种说法。
“5·19”行情这件事情归纳起来可以看到，政府应不应该发挥自己应有的职能去支持资本市场的发展？实践证明是必要的。我到国外考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不干预资本市场，只不过是什么时候干预、怎么干预的问题。我们所谓的干预并不是随意干预，并不是今天涨了明天跌了都要管，而是资本市场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影响广大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要通过调查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去促进解决。所以，我一直强调，正确的舆论和正确的政策能够引导股市的健康发展。相反，错误的舆论和错误的政策也会影响股市发展。
“5·19”行情之后，股市的发展势头是好的，达到了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政府、监管部门和股民都满意。但是，在2001年6月以后出现了问题，这就是2001年初社会上出现的一种舆论——“赌场论”。有人在媒体发表观点认为股市不如赌场，接着有的学者提出了“推倒重来论”。把中国资本市场十年的成绩一律抹杀。同时，那个时期一些国有股减持的政策推得过急，国有股、法人股按市价上市。由于舆论不正确，有些措施也不适当。所以，2001年6月后一直到2005年中国证券市场低迷了近4年。
记者：1996年出现了市场所言的“12道金牌”，其中，12月16号《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据说也是您组织编写的。这篇文章和1999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都是在股市大涨的时候提出来的，似乎起到截然相反的作用。您对此怎么看？
周正庆：我的确参与了。那个时候周道炯同志在证监会主持工作，我担任证券委主任。
一切的问题都要考虑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但是这两篇文章的条件不一样，想要解决的问题也不相同。1996年的文章发表的条件是当年股市大幅上扬，当年从4月～12月，股票涨了120%，1994年和1995年也有两次这种大幅上扬，这种大幅度上涨是世界股市少见的。而且当时股民有个误解，认为中国只要买股票就赚钱，而且还有种说法，买股票赔了国家会管的。所以，当时股市过热，确实出现了泡沫，而且有些思想观念的偏颇误导了投资者。
而1999年的“5·19”行情虽然也是上涨，但它属于恢复性上涨，与1996年的过热有本质不同。“5·19”行情开始时只增长了21%，是在持续两年低迷的情况下上涨的；而1996年是在连续两年过热增长的背景下当年又涨了120%。所以时间、地点、条件不同，问题的性质也不同。
资本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上证指数2001年6月为2200点，过了差不多10年，现在仍不到3000点。我国每年GDP平均增长约9%；美国资本市场从1991～2000年经历过十年的高速发展，道琼斯指数从2000点涨到了11000点。如果我们这10年每年涨500点，现在也应该涨5000点了。从这两个数字看，说明我国市场潜力很大。
记者：在离开证监会之后，您的视野一直没有脱离开证券市场，一些重要会议都有您对证券市场的建言。您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未来有什么期望？
周正庆：由于机遇缘分，我离开人民银行后，很长时间都在证券业工作。离开证监会之后，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工作，也是分工联系金融证券方面，所以工作有一定的连续性。
我认为中国资本市场20年应该深刻回顾这段历史，总结经验和教训。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后，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张的观念，要结合我国国情去消化，有些不一定适合中国。比如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金融自由化等。现在看来，金融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如果离开了必要的调控、监管和约束，一味去迁就个人利益，必然造成市场失控。这就是我们要吸取的经验和教训。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逐步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其实不是一个模式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自己的模式。总结我国资本市场20年的发展实践经验，要认真探索自己的资本市场发展模式，既有利于我们经济发展，又能够借鉴好的东西，使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得更好。
我们的资本市场发展潜力很大。总体来讲，我一直希望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要加快步伐。“国九条”中说要把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作为战略任务，这个提法在历史上很少见，可惜我们这几年虽说有了很大成绩，但发展得还不够，还达不到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要求。现在可以明显看到我们的潜力，有两组数据可以说明。
第一，根据2009年的数据来计算，我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重不到6%。2009年我国银行贷款一年增加9万多亿，资本市场一年融资才几千亿。美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重超过50%，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达到30%，而我们只有6%。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出，要落实“十二五”规划要有足够的资本金，这不是银行贷款能够解决的，需要增加资本投入，只能靠资本市场，间接融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在证监会工作期间直接融资的比重一度达到12%，而现在翻一番才12%，再翻一番才24%，还是达不到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水平，因此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空间很大。
第二，我国上证指数2001年6月为2200点，过了差不多十年，现在仍不到3000点。我国每年GDP平均增长约9%；美国资本市场从1991～2000年经历过十年的高速发展，道琼斯指数从2000点涨到了11000点。如果我们这10年每年涨500点，现在也应该涨5000点了。从这两个数字看，说明我们市场潜力很大。我们要落实“十二五”规划，把资本市场真正提到战略高度，这不是证监会一个部门能办到的，各个有关主管部门包括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国资委、发改委等都要齐心合力，共同研究目前资本市场发展当中一些要解决的问题，积极主动提出解决的有效措施，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再过若干年，我相信我国资本市场一定会屹立在东方，对国家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详细内容敬请关注近期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型专题片《大市·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