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盘后的资产争夺战 神木该怎么办

    5年后雷正西离开神木时，现实已经走到他理想的反面。在他身后，是一系列非法集资大案、上万件民间借贷讼争，以及一个庞大的身陷借贷泥淖的贷款人、投资人群体

　　神木县政府大楼前的政务公开布告栏，新近嵌进去两张《神木政务》，它们在一排斑驳、陈旧的公文通告中，被衬得格外鲜明。而其中的内容，的确都是好消息。

　　一份是2013年8月5日发布的《神木县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不断攀升》，通告说，“截至6月底，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682.21亿元，同比增长14.4%；各项贷款余额为360.13亿元，同比增长7.4%”。

　　另一份发布于7月17日的通告《神木县上半年原煤产量突破1亿吨》说：“面对国际国内能源市场持续低迷的不利局面，神木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煤炭产量稳步提升，截至6月底，全县原煤产量突破1亿吨，达到1.0197亿吨，同比增长8.3%。”

　　布告栏正对面的人民广场，是神木县城商业与文化中心。就在7月17日通告发出前两天，7月15日，广场上发生了后来才为外界知晓的“非法聚集事件”。

　　随这场聚集闹出来的“县委书记雷正西挥霍900亿”、“神木财政亏空300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将终止”等等流言，在事发第二天、第三天迅速被官方辟谣、澄清。但由此产生的后遗症是，这个曾经“富得流油”的陕北小县，在县外的形象已不如从前。

　　新华社2013年9月1日披露了神木非法聚集事件最新情况。报道说，此次聚集源自男子刘某某因自身债务问题心存不满，因而编发信息发泄情绪，“7月11日至14日，刘某某将此信息共向手机通讯录内20多名联系人进行群发。据不完全统计，此短信在神木县境内共收、转2000余条。”

　　案情细节意味着：一条起自个人的泄愤短信，引发了这场非法聚集。而此前媒体公开短信内容为：“神木经济一落千丈，神木人民人人要账，三角债务你拖我拖，现任领导要跑神木不得解放，定于15日上午10时在广场集会”。

　　由此，一个更深层面的问题凸显出来：“7.15”之前长达4天的时间里，当短信息在神木县由一个人流向另一个人时，它在这个圈层中究竟触发过什么样的共同情绪？

　　崩盘后的资产争夺战

　　雷正西已于2013年7月26日被免去神木县委书记职务，现任中共榆林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新的县委书记由榆林市委副书记刚尉俊东兼任并已到任。而在神木县城，像黎名（化名）这样身陷民间借贷泥淖的人，在“一把手”变动一个多月后的8月26日，跟本刊记者提起自己的遭遇时，张口闭口都不忘“怪罪雷书记”。

　　黎名是一名被套牢的贷款人。之前，他把钱投向神木县多个集资大户，吃每月1到3分的高息。但他最终栽在了“张孝昌集资案”上，“血本无归”。就在受访前一天，黎名和另外几名贷款人一道跑去县委要求见新书记，“我们想给新来的书记说情况”。

　　在本刊记者面前，黎名像多数受访的贷款人一样，焦急、愤愤不平，但又时刻保持警惕，不愿意透露任何一笔借款金额。金额、票据已在公安部门做了备案。

　　黎名牵涉进的“张孝昌案”，是神木乃至整个榆林地区民间借贷、融资案中的标志性案件。2012年底至2013年初，随着神木“黄金大王”张孝昌出走、被刑拘、被捕，这起涉及数十亿资金的集资大案，终于曝光，并立刻轰动一时。

　　张孝昌案发之后，媒体报道连篇累牍，所呈现出的其集资手法及数十亿资金盘形成过程，与目前国内大多数非法集资并无二致，皆以个人在熟人社会中积累的信用作招牌，高息吸收资金。

　　不同之处在于，靠加工黄金手饰起家，后来又在神木开了多家金店的张孝昌，将主力资金投向了黄金与纸白银炒作。《新京报》此前报道说，截至2012年12月1日张孝昌出走西安，他在工商银行仍质押3.3吨黄金，同时持有120多吨纸白银。

　　案发之后这笔巨额资产的处置，激起黎名等一批贷款人的强烈不满，并立即将矛头指向了时任县委书记雷正西。

　　“12月1日，知道张孝昌出事，我们就叫县上赶紧冻结他的账户，当时有县领导同意这个做法，准备成立专案组，但雷正西表示反对，说政府不能插手民间借贷。于是到6日下午，我们就把县政府堵了一次。”

　　黎名说，6日当天，最终由县信访部门出面协调，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开始接受贷款人报案。“那几天，大家都去经侦大队三楼办公室（报告、登记各人贷款金额），当统计到20多个亿的时候，县上知道这事大了，是‘黄金大案’。”

　　让黎名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在报案期间，1至10日的10天内，张孝昌的黄金、白银资产已被个别贷款大户偷偷处置变现。

　　对此，《新京报》披露的细节是，“为填补亏空，工商银行将张孝昌质押的3.3吨黄金抛售，五大户随后也把张孝昌名下的120多吨纸白银抛售一空，两项抛售，银行和五大户共套现19亿。”

　　黎名认为，这一操作“既不公平也不公正”，同样是张孝昌的贷款人，崩盘之后，银行和大户暗中处置张孝昌资产，将本息安全提走，小户们连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当初要是及时冻结张孝昌的账户，哪会弄出这么大的乱子？”黎名告诉本刊，他刚刚卖了一辆霸道越野车来缓解自己的财务危机。

　　还有比黎名更严重的情况。《南方周末》2013年1月披露“张孝昌案”时，援引一名贷款人的说法：“自从张孝昌跑路之后，他了解到神木县已经有2人死亡。2012年12月12日，神木人武安详在西安一酒店割腕自杀，据说他曾在张孝昌处投入600万元。2013年1月23日，神木县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政治教导员张英被发现服毒死亡，被初步认定为‘自杀’。”

　　《南方周末》还披露，贷1.2亿元给张孝昌的龚爱爱，也曾在2012年10月自杀未遂，原因也是资金链断裂。“她不会想到，3个月后她却因这场风暴意外走红，喧宾夺主。知情人透露说因为借贷无法追回，愤懑的‘下线’们选择了举报她。于是，拥有4个户口、20余套北京房屋的龚爱爱副行长，一夜成名。”

　　黄金、煤矿、房地产

　　单从操作手法上看，张孝昌的一整套资金运作，更接近于私募基金：一方面，他以高息从熟人圈募集资金，而后将资金投向黄金、白银市场，实施套利交易。由此结成的金融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

　　在一般私募关系中，资金提供方，也就是投资人，与资金募集人之间结成一种信托、资产管理关系。该对关系下，投资人基于对募集人的信任，将资金托付给募集人，然后由募集人对外展开投资，投资人为此支付给募集人一定比例佣金，而投资风险和收益主要归投资人。

　　在张孝昌的资金盘面中，投资人与张孝昌结成了借贷关系，那么作为借款人的张孝昌无论在黄金、白银投资中是否获得收益，即便遭受亏损，也必须向上游贷款人支付本金和高息。

　　实际上，张孝昌案亦算神木集资案中的孤例，皆因其投资方向主要在黄金、白银市场，这与张孝昌本人的从业履历有极大关系。在神木，更为普遍的资金运作，是投资煤矿和房地产。

　　神木以煤矿为投资标的的集资案中，第一大案是“刘旭明案”。神木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高文光曾公开表示，“刘旭明案”是陕西历史上最大的集资诈骗案。

　　2013年6月6日，刘旭明被公安局公告逮捕时，刚满30岁。过去几年中，就是这样一位80后“小后生”，不断向身边人编织投资煤矿的财富故事，广泛吸收资金入股。神木县公安局7月初通报案情，称该案报案金额达7 .87亿元，登记的涉案金额达11亿元。

　　神木以房地产为投资标的的神木集资案中，以“王和平案”影响最大。王和平是陕西正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已于2013年6月25日突然死亡于毗邻神木的鄂尔多斯市一家宾馆内。

　　王和平生前在神木胡家讫台村开发了总建筑面积为23万平方米的高层项目。据《中国房地产报》引述王和平父亲的说法，“王身后的3 亿元外债几乎全部都是民间借贷”，“那天去闹事（‘7.15’非法聚集）的主要是工地上没领到工资的工人，还有一些买了房子的业主”。

　　正是在张孝昌、刘旭明、王和平等操盘手的精心侍弄下，“黄金”、“煤矿”、“房地产”三个财富关键词，才在神木县变成了犹如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泡沫，在经过“人人放贷”的羊群效应之后，大面积崩盘的民间金融败局在所难免。

　　《经济参考报》8月底披露榆林市官方消息：神木县法院去年至今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32.17亿元，涉诉人数7658人；神木县公安局立案侦查的借贷案件7起，涉案金额43.1亿元，涉案人数1247人（户）。

　　与此同时，神木以外，民间借贷和融资在榆林府谷、绥德等地也呈加速蔓延态势，“根据榆林市相关统计，2011年至今，榆林各级法院受理案件11714起，非法集资案件报案34起，涉案53.6亿元，第一层次的受害群众是7940余人。”

　　前述黎名这样的贷款人，即为“第一层次的受害群众”。但实际上，“黎名们”通常还会以自身信用、以稍低利息，从亲戚、朋友、地下典当行、投资公司吸纳资金，转手再贷给“张孝昌们”吃息差，由此，在“黎名们”身后，实际又拼接起N层借贷、融资关系。

　　《南方周末》曾援引相关人士测算，“由于层层委托，仅张孝昌一案涉及人数可能过万”。此前，多家媒体对神木民间借贷牵涉资金规模进行估算，估值区间集中在200亿到300亿元。

　　800亿民间资本

　　神木民间借贷风潮背后，是满满一池民间资本。

　　陕西本地报纸《华商报》2013年7月披露数据，“神木民间资本体量达800亿元”。陕西省决策咨询委财金组委员、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冯涛对整个榆林市民间资本规模做过一次测算，公布测算结果为2045亿元。

　　民间资本的累积过程，在神木缺乏太多的故事性。这个2008年才摘去国家级贫困县帽子的“中国产煤第一大县”，2012年GDP破千亿，经济体量相当于陕西南部汉中、安康两个地级市加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