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不改善金融结构 中国经济将没有出路

    中国经济持续三十多年的超高速增长，促成了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根本改变。然而，我们的成就并非没有代价。从要素投入成本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许多方面已经达到极限。所以，2012年以来,国民经济增速有所放缓,非常正常也非常合理。

　　中国不能不转变发展方式，这正是“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内容。在此过程中，金融体系的深入改革，承担着全局的历史的责任。

　　中国经济中储蓄和投资结构严重失衡

　　为什么要对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调整？让我们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基础来进行分析和比较。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7万亿元，其中最终消费为22?5万亿元，资本形成为22?9万亿元，净出口为1?2万亿元。照此计算，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2%，这在世界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就大国经济而言，历史上也不曾有过先例。一些经济学家因此而怀疑中国的核算方法与国际通行规则存在较大差异。然而，即使我们按照45%的储蓄率来计算，目前中国一年的总储蓄也超过21?5万亿元，按现行汇率折算约3?4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因此，不能说中国的资金短缺。

　　第一，中国的储蓄，首先是用于工业投资，占到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40%。但是早在2009年，在24个工业行业中，已经有21个产能过剩。凡属技术成熟的制造业，几乎找不出一个产能不足的行业。“十二五”期间，淘汰落后产能的任务将会有增无减，近年来，大规模投资的所谓高新技术产业，例如多晶硅、太阳能电池、风电设备和电动汽车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大面积亏损。

　　第二，我们也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交通、通信占到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12%左右。这本来是我们的“瓶颈”，但现在已经出现局部过剩。一些通道和线路注定会闲置，还有相当大比例的设施已经破损。

　　第三，中国的城市建设占很大比重，其中仅房地产就达到25%左右。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城市建设普遍存在着反复拆建的问题。一些道路和管线设施，建成没有几年就被拆掉重建。公共事业，包括农村地区，学校和医院，在短缺的同时，又存在比较严重的重复闲置问题。

　　第四，农村投资占比不高，即每年3万多亿元，然而，浪费的比率却一点儿都不低。农民自己建房，反复拆建的问题甚至更加严重。在沿海发达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建到第四或第五代住房，每年投入估计有上万亿元，平均每六七年就要重建一次。由于许多人就业在外，事实上很多房子没有人居住，浪费之大不言而喻。

　　第五，再来看其他服务业，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不到20%。其中，批发和零售2?4%,科研和技术服务0?5%,教育1?3%,卫生和社会福利0?8%,居民服务0?4%,文化娱乐1%。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水利、林业和环保合计只有1?9%。

　　与物质资本的形成相比较，人力资本形成可能更加重要。2008年高收入国家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平均占GDP的5?4%，中等收入国家4?5%，世界平均为4?6%，中国2012年有望达到法定的4%。在医疗卫生方面，世界平均支出占GDP的9?7%，中等收入国家为5?4%，高收入国家为11?2%，我国为4?3%，其中公共资金覆盖的比率我国也低于其他国家平均水平。

　　储蓄的形式差别也很大。目前，中国人口比美国人口老化得多，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到13?7%，但积累的养老金很少。目前全部加在一起只有约3万亿元，占GDP的比例不到7%，人均2 300元。而根据OECD的统计，2010年美国养老金规模占GDP的比例为73%，人均3?5万美元。养老金规模占GDP的比例在英国为87%，加拿大为61%，智利为67%。

　　目前中国在储蓄、投资和消费结构中的偏离常态，很好地解释了经济产出的结构失衡。在国民经济的三大产业中，包括金融在内的整个第三产业发展不足，2011年第三产业仅占全部GDP的43%。这与发达国家的73%左右、中等收入国家的53%左右的比例差距很大，甚至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2008年世界平均水平是69%。

　　中国结构失衡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政治体制背景。一个重要原因是，要素市场未能充分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些都需要我们继续深化改革，打破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长期存在的体制性障碍，显著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金融服务业体系迫切需要健全和完善

　　谈到金融业，我们都知道一个悖论，这就是我们特有的“两多两难问题”：企业多，融资难；资金多，投资难。而资金多是相对的，我们每年提供给国际经济使用的储蓄资源就有近2 000亿美元,超过了国内农业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