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宾：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 李向阳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总经理 宗良
相比于危机期间的凄风冷雨，从2009年开始呈现复苏之态的全球(主要是欧美)银行业在2010年收获了更多。然而，宏观经济复苏大势尚难言“稳”，欧洲主权债危机更平添几分不确定性，加之监管环境的收紧都令银行业的未来走向存在变数。围绕这一话题，本报记者特别连线两位专家。
主持人：就美国而言，2010年美国银行业业绩表现亮丽，前三季度全行业净盈利规模达537亿美元，一些银行正在逐步收回危机期间政府购买的股份，这是否说明美国银行业已否极泰来？
宗良：过去一年，美国银行业的业绩有所好转，但其收益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贷款损失准备金下降，这说明其银行业复苏仍欠稳定。目前来看，美国银行业潜存的风险仍无法回避：首先是信用风险。美银行业清理私有房贷坏账仍需数年，商业地产贷款违约风险加大， MBS被追索退回的比例上升，致使银行业房贷损失风险以及不确定性依然很高。其次是存款机构破产在未来几个季度可能持续上升，且银行业损失准备金减少，这可能导致FDIC存款保险基金进一步入不敷出，进而造成中小银行储户担心其资产安全，并可能导致部分银行存款减少甚至发生挤兑。第三，美国银行业惜贷状况有好转迹象，但信贷标准相对于历史水平依然很高。
李向阳：2010年美国银行业整体表现不错，主要体现在资本充足率开始提升且银行核销的不良贷款比例明显下降。但银行业的风险仍非常大。首先，经济复苏乏力带来的信贷需求不旺。就企业而言，许多大型企业自身积累了巨额现金且企业发债受到追捧，因此不愿到银行贷款；就家庭而言，去杠杆化进程仍在继续且房市低迷，贷款需求也受到很大限制。其次，银行业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风险加大。目前各银行更愿意通过短期借贷(如发行有政府担保的短期债等)来以超低利率为其长期债务再融资。但一旦政府干预退出，那么其再融资就需要通过长期借贷来进行，届时其成本和风险都将上升。
主持人：相比于美国，欧洲银行业因受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似乎存在更大不确定性。您如何看待未来一年主权债务危机可能给欧洲银行业带来的挑战？
李向阳：欧洲银行业的风险是不平衡的，其中核心国家房地产问题本身不大，金融体系也相对健康；但像爱尔兰及南欧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仍存下调空间。如果房市继续下行或维持低位，则宏观经济及主权债风险会增大。不过目前欧央行和欧盟当局都在积极寻找并实施对策，预期局势应处于可控范围内。
在这种背景下，欧洲银行业的主要问题与债务结构有关。欧洲银行业大额融资比例较高，即对央行借贷以及有政府担保的抵押借款依赖度高。此类融资在美银行业总债务中占25%左右，而欧洲高达40%。这一比例越高，受主权债的影响就越大，因为一旦政府评级被下调，则银行融资成本就会上升，因此欧洲银行业面临的挑战值得关注。
宗良：部分欧洲国家经济依然处于深度衰退中，财政可持续性受到严峻挑战，各国债务水平和财政赤字均处于历史高位。特别是受希腊和爱尔兰债务危机的影响，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债务问题可能提前暴露，2011年欧洲主权债务风险依然严峻。与此同时，欧洲银行体系的问题更加突出。危机期间，欧洲国家为银行体系付出了巨大的公共财政成本。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缓解，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欧洲银行业压力测试。但压力测试标准过于宽松，只是拖延了危机的暴露时间，未能根本解决问题。2011年受债务危机、经济衰退和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影响，欧洲五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等问题将依然严峻。
主持人：目前发达经济体中除加、澳等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经济体仍在实行超低利率，尤其是美国QE2将其量化宽松尺度进一步放大。QE2能否解决银行业面临的问题？持续低息又是否会给银行业带来风险？
宗良：尽管遭致各国的普遍反对和质疑，但从美国立场看，QE2似乎是别无选择，其目的是试图通过利率成本机制、货币乘数机制、汇率调节机制、财富效应机制发挥作用，以解决失业和低通胀问题。QE2背后的另外一个目的是继续掩盖国内坏账风险。过去十多年来，美国主要依靠房产泡沫融资支撑的消费信贷累计达10万亿美元以上，房价下跌使其成为潜藏在金融体系的隐性坏账，远超次级抵押贷款所暴露的规模。美政府通过刺激政策维持就业，稳住房价，减缓房产强制拍卖，并采取修改会计准则等手段冻结债务，是在极力推迟问题大爆发的时间。我认为，QE2并无法真正解决银行业面临的问题。
李向阳：持续低息对银行业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低息会推迟银行业清理坏账的过程。这一点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出现过。当时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的低息政策导致银行推迟清理坏账。因为融资成本很低，很多银行选择继续向那些所谓的“僵尸企业”发放贷款以维持其偿还利息，从而推迟核销本属于不良贷款的这部分资产。其次，低息政策吸引银行用短期借贷为长期贷款融资，但低利率不会永远存在，一旦上调利率，则其债务风险就会加大。最后，低息会扭曲资金分配效率，为投机创造条件，助长资产泡沫的产生，这在短期内可能会为银行带来更高盈利，但长期则蕴藏巨大风险。
主持人：政策方面的另外一大关注就是监管。2010年，美国通过金改法案，欧洲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框架，巴塞尔协议Ⅲ也基本尘埃落定。您如何看待监管环境变化给银行业带来的影响？包括对其盈利能力以及未来盈利模式的影响？
宗良：美国金改法案的推出意味着美国金融监管新时代的来临，将全方位重塑银行业。在业务范围方面，由于自营交易、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是美国大银行盈利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沃尔克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的限制将可能使大银行的利润损失20%左右，但也不排除银行业可能采取应对措施绕过监管以减缓相关影响；在资本充足率方面，资产规模500亿美元以上大银行的资本要求更加严格，可能迫使这些银行由于筹集资本的压力而不得不缩减资产和业务规模；在未来经营模式方面，法案有关限制银行私人配售资产证券化、提高资本充足率以及降低杠杆率等方面的规定将使银行业务经营趋于简单化、传统化，银行将更多采用“发起—持有”的贷款经营模式，银行业“发起—分销”的商业模式将难以为继。
李向阳：就巴塞尔新规而言，我认为其对银行业的短期影响相对有限，因其实施期很长。如果谈到实施后的影响，以往经验表明，监管短期内会降低银行贷款增速，比如巴塞尔Ⅰ的实施就导致上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信贷规模的急剧下降。但长期来看，靴子落地后风险反会降低，并提升银行的抗风险能力。
至于美国的金改法案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银行业的经营模式，我认为目前还无法确切评估。一方面，银行不会轻易放弃追求规模经济的方向，而保持一定的银行规模实际上也是发达国家政府所希望的，因其直接关系到这一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在业务范围的限制上，法案较之最初的“沃克尔规则”大打折扣，也是因为过度限制会损害美国国家利益。总的说来，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改革一个毋庸置疑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损害其在全球金融业的霸主地位。
主持人：相比于欧美银行业的成熟程度，业界普遍认为新兴经济体银行业的发展尚有较大空间。在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您认为全球银行业未来发展是否也会出现某种力量对比的变化，或在布局上会有新的趋势？
李向阳：因为在危机中基本未受打击，未来新兴经济体的银行业面临巨大机遇。这一地区银行业的自由化与创新步伐滞后，在自有资本金这一块也相对谨慎，能够适应新的全球金融监管方向。但机遇与风险并存，其中最大的风险就是来自发达经济体的短期资本流入可能给这些地区带来宏观经济与政策风险。“热钱”的涌入可能会导致资本市场风险低估，刺激资产泡沫的产生，同时令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陷于两难。如因担心加息带来汇率上升风险，在该加息的时候不能及时加息，就可能导致这些地区银行被人为地压低利率，从而使银行面临前面提到的低利率政策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
宗良：我认为未来新兴市场银行业将继续领跑全球银行业的发展，特别是亚洲银行业在全球地位将继续提高。发达国家整体地位将继续下降，但仍将主导全球银行业市场。由于银行业务在欧美受到更多监管限制以及盈利难度更大，欧美银行业可能进一步向新兴市场拓展业务，开辟收入来源。目前花旗利润的一半来自新兴市场，花旗预计未来几年内其新兴市场收入增长速度会比国内业务快一倍。此举一方面会给这些市场同业带去竞争压力，另一方面也会增强这些市场的整体金融服务能力和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