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人民币汇率接近均衡 波动性将比以前更高

对话人

易 纲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叶伟强 财新传媒副主编

[对话背景]

学而优则仕，54岁的易纲走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报效国家之路。这条路并不平坦，但易纲走得很稳健。

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首批赴美留学生之一，易纲在伊利诺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继而进入印第安纳大学经济系任教，并拿到终身教职。这对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非常艰难也令人称羡的成功。

学术之外，易纲很早显露其组织管理能力。在美期间，易纲先后担任美国伊利诺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

1993年-1994年，易纲回国与林毅夫、张维迎、海闻等发起并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此后学以致用，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后历任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副行长，至今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易纲处事从容有决断，无论是在学院期间的教学和科研，还是在中国人民银行执掌货币政策和外汇管理，都井井有条而富有成效。正是为此，易纲在美国任教时所在的印第安纳大学在2012年4月18日授予其荣誉人文博士学位，“表彰其为中美两国大学教育交流做出的非凡贡献以及其在现工作领域中的杰出成就”。

印第安纳大学校长Michael McRobbie主持了对易纲的荣誉人文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并讲话。学校和社会各界杰出人士出席了仪式。易纲做了答辞并以人民币汇率走向均衡和中美贸易为主题做了主旨演讲。

财新副主编叶伟强，曾负笈于易纲执教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关注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及金融改革十余年，也是财新《新世纪》周刊不久前封面报道“放开人民币”一文的负责编辑。易纲在美国接受荣誉后回京不久，正逢中美S&ED开谈前后。叶伟强由彼及此，就人民币问题和中国经济前景，与易纲作一交谈。此作为财新新推出“对话”栏目的开篇。

[对话摘登]

“教育交流是中美两国增进了解和互信，促进文化和经贸往来的纽带，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叶伟强：祝贺你获得印第安纳大学授予的荣誉人文博士学位。印第安纳大学此番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旨在表彰你为中美两国大学教育交流做出的贡献以及在现工作领域中的杰出成就。谈谈你对此的感想。

易纲：获得印第安纳大学的荣誉人文博士是我的荣幸。这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中美两国教育交流的肯定。留美学习和教学的经历是我毕生极为重要的财富，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之后中美两国蓬勃发展起来的教育交流，个人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莘莘学子现在在各个领域都不乏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相比之下，我不过是沧海一粟。

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把这个荣誉博士学位看做中美教育交流的一个成果，因此我也非常希望能更进一步促进这种交流。中美教育交流是中美两国增进了解和互信，促进文化和经贸往来的纽带，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人民币汇率已不存在明显低估”

叶伟强：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的第二个原因是你在工作领域的杰出贡献。自2005年7月汇改启动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已经超过了30%。现在市场各方对人民币汇率的前景看法不一，看涨的固然大有人在，看跌的人也在增加，总的来说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声音不再像以前那么强烈。你认为应该怎样理解这种形势？

易纲：说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均衡水平，是有充分依据的。2008年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和经常账户顺差持续下降。2007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超过10%，五年间已经大幅度下降至2011年的2.8%。

这期间恰逢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低迷。外部需求周期性下降是导致经常账户顺差降低的因素之一，但总体来看，三分之二的原因源于中国长期的结构调整和财政政策调整，周期性因素只占三分之一。

叶伟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预测，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今年还会下降；未来即便还会反弹，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高位了。这个趋势看来已经没有疑问。问题在于，贸易顺差和经常账户顺差的变化趋势，是你判断汇率均衡水平的最主要依据吗？

易纲：汇率水平是否均衡是多种因素综合判断的结果，尤其是实际有效汇率。

人民币汇改以来不仅对美元大幅升值，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计算，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REER）升值也接近30%。目前，中国的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都表明人民币已不存在明显的低估。

叶伟强：一国实际有效汇率的确会通过可贸易品甚至不可贸易品的价格变化进行调整。具体到中国，这方面发生了哪些足以深刻影响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

易纲：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可贸易品成本也在显著上升。一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过去十年中快速攀升。从2000年到2010年，社会平均工资增长了近300%，超过了同期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幅度。二是近年来政府致力于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和保障水平，企业在社保方面的支出相应上升，这些成本将传导至最终产品的价格中。三是能源价格上涨推高制造业成本。相比发达国家，中国的单位GDP能耗较高，能源价格上升对中国制造业成本推动作用更加显著。四是随着政府推行更加严格的环保标准和执行尺度，企业在污染治理方面的投资和支出近几年快速攀升，产品成本中用于环保和污染治理的比例明显上升。

在以上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快速上升。从2009年5月金融危机触底以来，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上涨了16%，远远高于同期G7发达国家出口价格指数的涨幅。同时，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2009年以来，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近25%。

除了可贸易品，不可贸易部门同样反映出人民币已不存在明显低估。房地产市场方面，中国的房价经过近几年的大幅上涨后，在全球范围内已处于较高水平。以北京为例，平均房价已超过芝加哥、柏林和曼彻斯特等城市，仅低于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少数高房价城市。股票市场方面，中国股市无论是市盈率还是市净率在全球股市中均处于中等水平，横向比较估值水平没有显著优势。

总体来看，考虑到人民币和美元的利率存在正利差，不排除短期内还有一些资金流入，但是从对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难以准确判断均衡汇率水平，但是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已经不存在明显低估，正在逐步接近均衡水平。

叶伟强：自2012年4月16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五扩大至百分之一，波幅翻了1倍。人民银行此举有何意味？

易纲：这是朝着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方向上的一个重要步骤。此后，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性将会比以前更高。市场参与者需要承担更高的汇率风险。另一方面，历史证据表明，当一国汇率接近均衡水平时，有可能发生超调，即汇率调整过度，对经济会产生重大冲击。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在中国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还要严加防范。

“中国有望成为第一进口大国”

叶伟强：但是国际上还是有很多人不这么看，尤其是美国国会，始终有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强烈批评声音。

易纲：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对中国一直保持贸易逆差，很多机构将此归咎为人民币汇率低估。但如果仔细地分析美中贸易数据的话，可以发现一些更重要的原因。

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于加工贸易，如果将这部分扣除，中国从2010年开始已处于贸易逆差。中国处于全球生产链的下游，跨国公司因为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倾向于将其加工和组装业务转移到中国。

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企业将半成品出口到中国，进行加工之后再向美国等国家出口。按照现行的统计方法，这种加工贸易的出口全部记作中国的出口。但实际上日、韩等国将对美国的顺差转移到了中国，而同时中国对日、韩的贸易逆差大幅增加。如果扣除加工贸易出口，美中贸易平衡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对中国而言，加工贸易增加虽然表现为对美出口上升，但由于加工过程中经济增加值较低，因此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加工贸易对汇率的敏感度是比较低的，这也是为什么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超过30%，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基本没有改善的主要原因。

叶伟强：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增加，中国进口也会上升，近年来这种趋势尤其明显。这会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改善这种不平衡呢？

易纲：进口增加当然有助于贸易平衡。问题在于，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中国的进口需求。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贸易保持逆差且持续扩大，这对像美国这样在高科技领域遥遥领先的国家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注意到，美国对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高科技贸易总体保持顺差，这显示了美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正是由于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导致美国在中国的高科技进口中市场份额大幅下降。

2001年，中国的高科技进口有18.3%来自美国，而到2010年这一比例已下降到了7.1%。如果美国放松高科技出口限制，保持其2001年的市场份额，过去十年中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将增加2050亿美元。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高科技产品的进口需求与日俱增，市场潜力巨大。

因此，只要美国能够放松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美中贸易逆差的局面将会得到大幅改善。

叶伟强：你怎么看待中美贸易前景？

易纲：中国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进口国，在过去20年中，中国的进口额年均增长幅度为18%，增速远超美国，未来几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国。应该说，美国已经开始从中受益，2011年美国对中国出口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大关，这一数字较十年前增长了5倍。

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以及经济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有理由相信中国的进口需求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若未来十年中国的进口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中国的年进口量将在4万亿美元左右。面对如此巨大且高速增长的市场和美中在经济结构上的互补性，只要美国以积极姿态参与，可以实现双方优势互补并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贸易格局。

叶伟强：中国自身在政策层面还需要做什么样的努力来保证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

易纲：其实中国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采取的政策包括：促进内需并降低对外需的依赖，提高社会保障覆盖和国民收入，实施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和排放标准，推进资源产品价格改革，进一步消除一些重要资源（比如石油、天然气、水、电和交通）的价格扭曲，鼓励对外直接投资，以及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