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周小川：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历经十余年改革，中国金融业正迎来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型时刻。

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当月16日起，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区间，由0.5%扩至1%。此举距离1994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已有18年，在此期间，人民币汇率缓步升值，终至临近均衡。

随着均衡点的接近，资本流动以及汇率波动的双向性日益明显，人民币单边升值的压力及其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亦渐趋缓解。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水到渠成，人民币国际定价的主导权将由管控进一步让位于市场。

相较于汇率自由化改革的突围，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亦呼之欲出。近年来，金融脱媒之势迅猛，债券市场蓬勃发展，银行理财产品已成为银行存款的重要替代品；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明显下降，直接融资比重上升。这一配比的变化，反映出利率管制空间的压缩，市场化力量的扩容。而近年来民间借贷的“野蛮生长”，亦被视为金融压抑下新一轮民间自发的货币价格闯关。

如同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利率双轨在完成其孕育市场化力量的过渡性使命后，终将走向并轨。这一切已在决策者的蓝图设计之中。

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看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条件已基本具备：2003年启动的新一轮银行改革的完成，强化了金融机构的财务硬约束及风险控制能力；经过多年的实践与培育，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简称SHIBOR)已成为金融产品定价的重要基础；存款保险等配套机制临近出台；宏观经济层面，通胀压力渐弱。

由此，贷款利率改革可先行一步，存款方面可通过促进替代性负债产品发展及扩大利率浮动区间等方式推进。

“两率”改革的推进，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意味着中国银行业将迎来脱胎换骨的剧变，随之而来的资源配置变革必将引发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全局性转变。

价格改革，贯穿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历史，在周小川看来，中国的改革是系统性体制转轨，改革对整体配套关系的要求比较高，因此在推进利率、汇率改革时，需要作通盘考虑。

——编者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建立金融体系。上世纪90年代的金融改革虽然实现了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变，但仍未有效缓解银行体系资产质量问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一度高达2万亿元。

2003年，新一轮银行改革启动。四大国有银行先后完成财务重组、注资和股份制改造，成功上市。银行业体系的财务状况明显好转，存量风险得以基本化解。如果没有这场银行改革，中国恐怕很难抵御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冲击。

英国《银行家》杂志评选周小川为2006年度“最佳亚洲央行行长”，两个月前，国际金融领域权威杂志《欧洲货币》又将“2011年度最佳央行行长”的荣誉颁予他。历任央行行长，也只有他获得“人民币先生”的雅号。

不过，中国的汇率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最后完成。对于已经在任近十年的周小川而言，对“两率”改革的推进有何思考？近期，《财经》记者就此专访了周小川。

扩大汇率浮动区间

随着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扩大，市场供求力量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央行更多的是在市场汇率波动超量时才去干预，其频率会降低，也更加灵活

《财经》：您曾表示，人民币汇率正在走向均衡，这是否意味着进一步调整汇率形成机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周小川：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状况有明显缓解，2011年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已回落至2.8%的水平，外汇市场供求趋于较为平衡的状况，人民币汇率更加趋近均衡水平，境外NDF市场的走势也表明人民币汇率预期已经分化，当前的汇率更多地反映了市场供求关系。

当汇率接近均衡时，资本流动会是双向的，汇率波动也是双向的，推进汇率改革遇到的困难就会减小，当前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条件也更加成熟。

《财经》：温总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您认为，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风险大不大？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是扩大每日0.5%的浮动区间，还是更好地发挥外汇市场中间价、盘中价及收盘价的作用？在扩大幅度的过程中，央行市场干预的频率和手段是否会发生改变？

周小川：汇改以来，外汇市场发育逐渐趋于成熟，交易量持续增长，交易品种不断增加，交易主体控制风险的能力逐步提高，自主定价的意愿日渐增强，人民币汇率需要更大的波幅区间，以适应外汇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浮动区间太小，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易于触及边界，当汇率扩大浮动之后，企业和居民会更加重视其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价格要素的作用，并采取措施积极管理汇率风险，夯实汇率形成的微观基础。此前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浮动区间为0.5%，扩大浮动区间主要指扩大这一区间。

从历史上看，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是逐步扩大的。1994年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是0.3%，到2007年扩大至0.5%，截至目前，这一浮动区间已经过了五年时间的适应期，而且随着汇改以来外汇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市场成员自主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在不断提高，企业对浮动汇率的承受能力增强，在此情况下，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是需要的，以适应外汇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体现让外汇市场供求关系起更主导的作用。当然央行也有各种手段在必要时对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以维护人民币汇率的正常浮动区间，风险是可以得到有效管控的。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目前是由外汇市场做市商参考银行间市场汇率和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情况在早市开盘时报价形成的，如市场汇率弹性增强了，人民币汇率每日中间价、盘中价、收盘价的弹性自然也会随之增强。随着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扩大，市场供求力量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央行更多的是在市场汇率波动超量时才去干预，其频率会降低，也更加灵活。

《财经》：汇率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资金价格。汇率改革涉及到我国经济发展中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配置优化问题。汇率改革莫衷一是，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为什么争论这么多？

周小川：汇率问题之所以争议比较多，主要有两个：第一，对就业的影响。如果汇率变得太快，企业适应不过来，就可能裁员、甚至关门，就业压力就会增大。如果汇率变化慢一点，就能够给企业一定的调整时间。

第二，汇率水平趋向均衡对资源配置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经济中的有些组别会受益，同时有些组别受损，因此对汇率改革的意见就会有差异。例如，沿海出口地区更关心出口产业的兴衰、当地的就业和招商引资等；内地则可能另有关切。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汇率最好是接近均衡点，如果汇率偏离均衡，就会导致资源配置的错位，给国民经济造成损失，也会给货币政策带来困难。但是这些损失和困难并不那么直观，通常人们也不一定都理解。

特别是，如果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在一些人看来，美国要求的肯定不是好事。这种思维至今仍存在，会影响人们对于问题的思考和判断。

《财经》：其实，在2003年－2004年讨论汇率改革问题时，人们是有不同主张的，有的主张“渐进”，认为一次性调整的风险太大；有的主张“跳升”，您怎么评价？现在是不是还可以搞一次“跳升”？

周小川：2005年的汇改是“跳升与渐进相结合”，先跳升再渐进。只是对于跳升的认识不同，有人主张跳升5%，有的人主张3%，也有人认为绝对不能高于1%。最后决定跳升2%。

那次汇改并没有形成想象中的重大冲击，反而减轻了国际压力，朝着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前进了一步。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渐进改革的战略，而且已经走了这么多年，差的也不是太多了，就应该坚持走下去。不必要一会儿渐进，一会儿“跳升”。中国是一个大国，相信“渐进”数年，会达到目标。

《财经》：在您看来，人民币汇率升值，国内出口企业会怎样进行调整，对出口行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周小川：汇率改革涉及到出口企业的改进时间。包括如何逐步调整产品、工艺和赢得一部分定价权，其实，中国企业的定价权已在逐步扩大。我们调查发现，中国企业的调整能力也是较强的。很多出口企业在改革过程中都活下来了。由于汇率改革，真正大幅裁员、关闭破产的出口企业并不特别多。这也是渐进改革的好处。从中长期看，汇率的调整会给出明确信号，使未来的投资更偏重内需(特别是服务业)部分，适当减少对出口产能的投资，从而在中期有助于推进面向内需的产业结构调整。

《财经》：现在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一些人主张，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倒逼国内金融政策改革，您认为这种倒逼机制存在吗？

周小川：“倒逼”之说往往来自事后的评论。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人预想要倒逼汇率改革，这种设计也不太现实。

也不排除“倒逼”就像“撞击—反射”理论一样，假如某些方面想改革，但是改不动，于是先改革其他方面，对慢的方面就会产生压力，进而推动那个改不动的环节。这种可能性比较戏剧化、故事化，常规设计的时候不会这么做。

《财经》：也有一种观点认为，香港发展离岸市场等于我们在补贴香港？

周小川：香港人均收入那么高，内地补贴它，不会是我们的本意。但是香港是中国的香港，发展离岸市场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补贴”这个事情很难说清楚。就像在低汇率水平下的出口，事实上补贴了“富人”(发达国家)，只不过是间接的补贴，对于这一点，人们往往没理解到。那些因政策漏洞、扭曲而存在的隐性补贴，应防止其持续存在；如果是过渡性的，应尽可能过渡得快一些。

有条件继续推进

利率市场化改革

目前，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进一步推进，也正在设计论证之中。贷款利率改革可先行一步，存款方面可通过促进替代性负债产品发展及扩大利率浮动区间等方式推进

《财经》：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说了、做了不少年，现在究竟走到了哪一站？在您看来，新一轮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否应该尽快推进？

周小川：利率市场化是一个过程。2003年前，银行贷款定价权浮动范围只限30%以内，2004年贷款上浮范围扩大到基准利率的1.7倍。2004年10月，贷款上浮取消封顶；下浮的幅度为基准利率的0.9倍。与此同时，允许银行的存款利率都可以下浮，下不设底。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利率也放开了。同时我们主张，企业债发行利率也放开。虽然银行贷款利率下限没放开，但是质量比较好的大企业的债券是放开发行的，其价格已经完全不受贷款基准利率的限制了。

目前，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进一步推进，也正在设计论证之中。贷款利率改革可先行一步，存款方面可通过促进替代性负债产品发展及扩大利率浮动区间等方式推进。

《财经》：您一直强调银行类金融机构财务硬约束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前提，目前我国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财务硬约束状况和进展怎么样？为什么2004年改革还必须保留存款上限和贷款下限的利率管制？

周小川：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前，我们曾详细研究过一次利率市场化改革，首先感觉是各家银行改革进度不一。应该说，股改后的银行基本实现了硬约束，它们会担心存款成本抬升，不一定愿意抬高存款利率。有的银行当时还没有进行股改，缺乏财务硬约束，即竞争起来可不计成本、不计效益。另外，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财务约束完全不一样，是没有办法放在一起公平竞争的。在全面实现金融机构财务硬约束之前，往往是质量越差的银行越敢提高存款利率，或者是那些出问题的证券公司，为了救自己而拼命地高息发柜台债，最后赌一把，看能不能够挺过自己的危机。

事实上，本世纪初曾经进行过改革试点，当时允许农信社的存款利率可以上浮，利率很快就都浮到顶了，但是随即转嫁给贷款利率，抬高了企业整体财务成本。存款竞争反映了当时农信社资本和成本约束尚未建立。

目前，农村信用社有差不多三分之一是资本合规的；三分之一还需要一两年才能达标；另外三分之一资本充足率尚没有达到4%，其中有一小半左右资本还是负值。如果没有有效的资本约束，竞争往往是胡来的，加速利率市场化改革，最差的三分之一农村信用社怎么办？给不给定价自主权？如发生不正当竞争则道德风险问题会比较突出，可能要给它们时间让其达标。

再有，银行改革是要消耗财力的，当时希望商业银行经过几年时间、在不太张声势的情况下消化掉一部分改革成本。当然，这并不都是银行自身的错，很多是旧体制和转轨过程所遗留的，当时测算改革成本大概有2万亿元左右，其中有一半多跟政策性业务有关。

《财经》：利率市场化意味着商业银行具有自主定价能力，目前商业银行自主定价能力如何？

周小川：并不是说，只要放开利率管制，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之后就必须做到自主定价，这不仅包括贷款的自主定价，还包括负债方业务(如吸收存款)的自主定价。对此，银行并不一定欢迎，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去长期的利率管制使商业银行形成了较强的依赖性，客户提出疑问也可以将责任推卸给中央银行，说价格不是它自己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一旦利率管制全部放开，将对商业银行形成较大的市场压力，这里面既有贷款竞争也有存款竞争，需要自己去对客户做好解释。例如，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人民银行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扩大到基准利率的0.7倍，提升了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权。但是，一些金融企业并不愿意对住房抵押贷款行使自主定价。

经过银行改革，尽管改革成本逐步被消化，硬性约束也慢慢建立起来，但基层还有一些问题，比如农信社改革进度参差不齐。2008年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又出现了新情况。

《财经》：哪些新情况呢？

周小川：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实行数量宽松性政策，国外的利率那么低，导致“热钱”往利率相对较高的新兴市场流，包括中国。

我们的基本看法是，不用太惧怕“热钱”，我们可以筑一个“蓄水池”，“热钱”来了就放在池子里，央行基本上对冲掉，不让它们去扩大货币供应量，减少对国民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以后“热钱”要走就让它走，赚点小钱也可以，毕竟赚得不多。

但是，也有不少部门和专家对“热钱”流入非常忧虑，在大家对国内通货膨胀不满意的情况下，“热钱”就成为指责的对象。所以，“热钱”一定要管住。可是，境内外利差明白地摆在那里，“热钱”有逐利的动机，怎么办？在这种压力下，存款利率不要着急动。

因此，实际负利率的存在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并不是我们有意选择的结果。

《财经》：这就是说，国际金融危机也是影响我国利率市场化的一个因素，除了这些，还有哪些因素需要考虑？

周小川：还是有一些因素要重点考虑的，例如，需要有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否则如果银行的家数太少的话，即使银行能够自主定价，也可能“店大欺客”。如果形成了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就可以促使银行之间通过市场方式相互竞争，重视和尊重客户的选择，从而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还要考虑宏观经济条件，如通胀状况。在通胀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推进改革，商业银行在自主定价过程中就有双向压力，表现在价格上就是有上有下的走势。反之，如果通胀比较高，人们会有价格上涨的预期，这样即使实现了自主定价，也容易出现价格单边走势，从而使得改革不得人心，易导致改革中途受阻，甚至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