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将中国金融机构定为“垃圾等级”；另一方面却高调肯定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化的努力，并示意只要积极参与国际化，引进海外投资者，就能获得更高评级。这，就是三大评级机构的所作所为。
现代金融，无信不立。然而，国家与机构的信用高低，却由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说了算。2009年12月，三大机构先后降低了希腊国家信用评级，希腊的融资成本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三大机构对波罗的海三国、爱尔兰、英国、西班牙等欧洲众多国家实施评级警告，一时间，几乎整个欧洲地区风声鹤唳，债务危机阴霾笼罩。《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畅销书《世界是平的》的作者)于1996年在其专栏发表评论：“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虽然他们说自己是“言论自由”、“市场行为”，但从他们的标准和所发生的事实来看，似乎并不那么科学和公正。
三大评级机构受到美国政府的有力庇护
三大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一言九鼎，直接影响着一国的主权与安全，这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介乎市场私权与政府公权，或兼有私权与公权的独特影响力。
三大机构经过百年的积累，在市场上树立起了一定的公信力，但是其主要权力还是来自政府：
首先，美国政府授予的垄断经营权。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 )于1975年认可穆迪、标普、惠誉三家公司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RSRO)，并规定，外国筹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时，必须接受拥有NRSRO评级公司的评估，由此确立了三大机构的垄断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将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的公民权授予三大机构，使之能够逃避因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学评级而招致的法律责任。实际上，多数针对三大机构的诉讼都以败诉收场，因为它们的评级属于“意见”，因此受到法律的有力保护。
其次，政府认可强化。三大机构的评级结果为美国监管部门所认可，并作为重要的监管指标来监督金融机构，如规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不能购买低于一定等级的债券，以及金融机构资产组合的质量由外部评级机构来测算等。作为美国金融机构的“最后借贷人”的美联储，直接要求与其往来的金融机构的抵押品，一定要获得三大机构给出的可投资级别。这无形中将一个民间中介服务机构的私权转化成了公权。长期以来，美国标准就是国际标准，因此很多国家的监管部门便沿用或默认美国的做法，如此便自然扩张了三大机构的权力。
第三，美国政府的极力庇护。为防止那些“缺乏道德”的评级公司肆意出售AAA客户等高等级评级，SEC严格限制其他公司进入资本评级市场。在2001年至2002年安然、世通等一系列公司财务丑闻发生后，SEC在诸多压力下，也只增加了包括多美年(Dominion Bond Rating Service Ltd.)在内的为数不多的几家评级公司为NRSRO，但是这根本无碍三大机构，尤其是穆迪与标普的垄断地位。此外，名义上，信用评级受SEC监管，但事实上三大机构极少向SEC报送相关资料，SEC的例行检查以往平均每五年才有一次。因此，长期以来，三大机构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总是会倾向腐败，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真理。个人如此，政府如此，评级机构也是如此。
三大机构所标榜的“科学”集中在评级模型上，然而所谓评级模型，其科学成分有多少也值得怀疑。况且，评级模型以及相关数据很少更新，在美国，一般是半年甚至一年，对新兴市场时间更长。全球化下的经济越来越变幻莫测，评级公司“以不变应万变”明显不合时宜。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8年3月撰文指出，从数学意义上讲堪称一流的模型，也无法捕捉到驱动全球经济的全部主要变量，更难以预测出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的出现。当评级公司不断出错，屡屡跌破人们的眼镜时，社会便呼吁要评级公司公布评级模型。深受其害的欧盟早就要求美国增加评级机构评级的透明度，但是都遭到美国的拒绝。美国当局称，评级模型作为评级技术的载体，是评级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应该受到保护。2006年9月29日，美国出台的《信用评级法案》(The Rating Agency Act)规定，评级模型可以作为商业机密受到保护。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对三大机构的批评与指责如潮。美国政府也信誓旦旦要对三大机构进行严厉监管与整肃。但是，从奥巴马政府公布的评级机构监管方案来看，没有改变发行人付费(issuer-pay)的经营模式，因而无法解决目前评级行业存在的“利益冲突”这一基本问题。发行人付费经营模式可以保证评级机构获得持续而稳定的垄断收益，因此对政府的不改变发行人付费经营模式的改革草案，三大机构都持审慎欢迎态度。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怀特(Lawrence J.White)认为，奥巴马政府只是抓住了评级机构的“衣领”晃了几下，然后说了一句“好好做”。
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于1975年认可穆迪、标普、惠誉三家公司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RSRO)，并规定，外国筹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时，必须接受拥有NRSRO评级公司的评估，由此确立了三大机构的垄断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将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的公民权授予三大机构，使之能够逃避因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学评级而招致的法律责任。
国际信用评级标准就是美国的标准
美国政府一直在支持、鼓励、庇护三大机构的垄断。在“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金融监管改革草案中，美国政府在评级机构特别关注的经营模式上并没有“为难”三大机构，主要是“换取”评级机构维持其信用评级标准不变。而这些集中体现美国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恰恰是国际信用评级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学的根源，是信用评级改革的关键所在。三大机构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按西方民主政治理念进行国家政治排序。把信用评级政治化，即用政治标准衡量一个国家的债务偿还能力，“风马牛不相及”；用西方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念，来评价各国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严重背离国际现实，割裂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管理能力与偿债能力之间的联系。简单地将西方的政治理念作为衡量所有国家政治风险或制度实力的标准，有不加区分地推行西方价值观之嫌。
二、按“华盛顿共识”落实情况进行国家经济健康程度排序，即将一国经济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国际化(对外开放)程度作为判断经济结构和经济前景的主要依据。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过分强调不加选择的经济开放不仅使发展中国家频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即便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也一再地陷入周期性经济衰退，乃至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取得的稳定而巨大的进步，表明中国这个经济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活力。私有化、自由化、国际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并没有必然联系。2007年至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以及西方国家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国有化挽救，再一次证明“华盛顿共识”政策主张的荒谬。
三、按人均GDP进行国家经济实力排序。三大机构认为，人均收入高则国家债务承受能力强，因此人均GDP指标是反映国家经济实力的核心指标。但是，人均GDP无法完全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一些资源输出富国；人均GDP无法反映经济的多元化程度和经济活力；人均GDP更无法反映国家债务偿还能力。因为人均GDP高的国家，一方面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可能很大，偿还债务缺乏充足的财政收入支持；另一方面国民储蓄也可能很低，这就限制了政府在国内发债融资的能力。 2008年底，世界外债总量为59.5万亿美元，其中人均GDP高的发达国家为55.9万亿，占94%。外债总量排名前15位的均为发达国家，净外债排名前15位的国家中有10个是发达国家。人均GDP排名靠前的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三国，赫然位列世界净债务国行列；相反，人均GDP不高的国家，其经济结构符合国情，财政收支状况和国民储蓄较好，经济增长前景明朗，应具有较高的举债空间和偿还能力。人均GDP排名分别是第54名和105名的委内瑞拉和中国，已进入世界前10位净债权国行列。但是，三大机构给澳、美、加三国的AAA客户信用级别长期保持不变，而给委、中分别是B+和A +。如此的评级结果，可谓颠倒黑白。
四、将“独立的中央银行”和“货币为国际通货”作为高等级的必要条件。在标普的级别定义中，“央行独立”和“国际通货”作为AAA客户级所必备的条件。著名美国学者迈克尔·赫德森认为，美国使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保持独立，其实就是剥夺该国的货币主权和金融主权，使该国不能有效地稳定经济，也不能为该国长远经济发展计划融资，而成为西方资本的附庸。当今诸多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债务日益增加，自身创造财富的速度赶不上国家负债增速，国民储蓄又低，资不抵债的现实已使一些国家陷于近乎破产的境地。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通过本币贬值堂而皇之地向全球输出其债务，公然无偿地掠夺他国财富。把“货币为国际通货”作为AAA客户级的必要条件，再次暴露出现行评级标准维护西方债务国利益的根本立场，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发放进入资本市场的通行证，而不是在真正揭示各国信用风险，显然丧失了公正性。
五、将政府的融资能力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片面强调流动性对主权债务履行的保障作用。正常而言，债务人是以新创造价值而形成的现金流量作为债务偿还能力的基本保证的，而不是以“借新还旧”能力为先决条件，这是信用关系得以存在和稳定发展的基石。评级机构的责任就是遵循这一规律，进而去解释与发现信用风险。近15年来，国际债权债务格局发生了重大逆转，多数发达国家变成净债务国，新兴经济体成为债权国。然而，三大机构给予偿债风险较高的西方债务国高信用等级，使其节省了巨额借款成本。以十年期国债利率估算，每一信用级差形成的融资利差为109个基点。根据2008年底发达国家外债总额推算，每年可节约 7826亿美元的发行成本，十年节省近8万亿美元。而这个数字是发达债务国应该付给债权国与债权人的正常借款利息。因此，三大机构把举债融资能力作为还债第一来源的评级思想，正是国际债权债务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借款维持经济运行的债务型经济模式内在需要的反映。
中国利益在信用评级中受到的损害
由于一国机构、企业评级不得超过该国主权评级。因此，中国的企业、机构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机级”。一方面将中国金融机构定为“垃圾等级”，另一方面却高调肯定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化的努力，并示意只要积极参与国际化，引进海外投资者，就能获得更高评级。
多年来，三大机构长期坚持以美国的价值观来审视亚洲文化与市场环境，以至于它们对亚洲进行评级时总是“另眼相看”，对中国则更是“特别关注”。中国经济高增长和良好发展预期全球为之瞩目。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国外净资产占GDP的36%，只有挪威、瑞士、日本、香港和新加坡这几个高评级的发达经济体，才拥有堪与中国一比的国际投资状况。
但是，2004年前，标准普尔始终维持其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的BBB级(“适宜投资”的最低限)。由于一国机构、企业评级不得超过该国主权评级。因此，中国的企业、机构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级以下的“投机级”。2004年迫于中国的压力，标准普尔将中国的主权评级调升到 BBB+，2005年调为A -；2006年再调为A。2008年8月，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下，整个发达国家经济风雨飘摇，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汪洋中为数不多的安全岛。而中国更是全球经济冰河中极少的阳光地带，如此标准普尔才把中国的信用评级由A调至A +。具有浓重讽刺意味的是，当被评为“顶级”债券成为废纸，长期拥有AAA客户评级的美国请求拥有A +评级的中国营救之时，谁虚谁实，不言而喻。大债权国与大债务国之间信用等级倒挂，不仅显示的是信用等级的荒谬与可笑，而且导致中国政府、特别是企业的海外融资成本大大增加，严重影响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国际形象。当然，未来中国的主权信用等级也有可能上调，但是依照三大机构的主权信用评级标准，中国根本不可能获得AAA客户等级。而负债累累几近破产的美国却长期坐拥AAA客户等级，毫无降级之虞。如此，美国每年可以节省数千亿美元的利息支付，而这本应是中国等债权国的合理、合法收益。
三大机构不仅影响中国的融资成本与国家形象，而且还积极引导、诱导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尤其是金融自由化方向。2003年底，标准普尔宣布，除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政策性银行以外，其余的13家商业银行都在BB以下，不具备投资价值。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将中国金融机构定为“垃圾等级”；另一方面却高调肯定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化的努力，并示意只要积极参与国际化，引进海外投资者，就能获得更高评级。于是乎，中国金融机构都努力随着吹笛者的节奏而起舞，纷纷股改上市、走向国际，引进境外投资者。而相互间的恶性竞争又给境外投资者压低中国金融机构的报价提供便利。2005年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的公开发行价格是每股2.35港元，而此前出售给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的价格仅为每股1.19元。
三大机构利用中国金融领域对评级的不甚了解以及监管的漏洞，通过对中资评级机构的收购控制，令中资评级机构迅速边缘化。目前，三大机构已占据中国主要直接融资产品市场70%以上份额，广泛渗透到包括国防、能源、电信等战略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并建立起包括重点骨干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部门等主体在内的较为全面的中国经济数据库。中国信用评级业正继会计审计业之后，面临三大机构全面掌控、垄断的危险。信用关系正在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信用关系稳定直接关系到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乃至政治稳定。如今，美国已经掌握了中国评级话语权，掌控中国金融稳定的命门，直接威胁中国的经济安全。
三大机构不仅影响中国的融资成本与国家形象，而且还积极引导、诱导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尤其是金融自由化方向。
